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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萄园才是。”俞金宝说到葡萄，就像说到他在南京上大学的女儿，立即喜形于色。

　　“我的葡萄跟人家不一样，他们是在路边摆摊卖，十块钱一斤，我从不拿出去卖的，是客人到我葡萄园里采摘后按斤算钱的……”俞金宝很得意这一点，关键是“我的葡萄比城里和路边上卖得要贵，一般都在三十块钱左右一斤，而且供不应求。”

　　“为什么？越贵越有人要？”我有些不解。

　　俞金宝憨笑中有几分狡黠，“不是，是我的葡萄生态。”

　　“怎么说？”

　　“我的葡萄园里从不喷洒任何农药和添加剂，一般的葡萄种植都做不到，可我做到了，而且一直坚持下来，所以葡萄的口感和含糖量绝对与众不同。”原来如此，长着一对虎牙的俞金宝真不一般哩！

　　“可据我所知，凡是农作物，免不了有虫啊蝶啊的，你怎除掉这些危害葡萄的‘坏蛋’呢？”我的问题虽然有些幼稚，却是农民无法回避用农药的关键所在。

　　“你跟我来。”俞金宝说到这里，领我走进了几十米远的葡萄园。

　　四月的葡萄园，新苗还不茂盛，不够壮观，这使廊架间显得有些空荡。俞金宝走到葡萄架中间，一边掐着葡萄嫩头，一边对我说：“种庄稼少不了虫啊草啊，一般都靠农药或锄头来解决，但那样结出的果实里肯定会残留些药物，对人体多少有些危害，可不打农药，不施一些添加剂，像果树这类东西产量又不高，怎么办？尤其是像葡萄这些蛮娇气的植物，你还得经常松土除草，地里的营养不能被茂盛的杂草抢了去，但葡萄园里又是棚棚架架的，人在里面活动多了，有可能会撞坏果实……”

　　可不，还是不小的难题呢！

　　“你怎么解决的？”我好奇地问。

　　“我在葡萄园里养鸡、养鸭，让它们吃虫子、吃草……”俞金宝说这话时一脸憨笑，“结果虫子除了，草除了，鸡鸭长大了，还能生蛋，可以给客人供应味道不一样的土鸡、咸鸭蛋什么的。它们的粪便又都留在田园里，成了葡萄的肥料，这不是一举三得嘛！”

　　原来如此！“俞金宝啊俞金宝，你太厉害了！你不发财谁发财嘛！”我听后，不由连连瞪眼惊叹。这个余村人太不简单，别看他一脸憨相，其实很精明。

　　“也不是什么精明。当年听了习总书记留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话后，我就想，我是一个农民，怎么才能把环境和生活变成好生态的呢？农民种地，过去只是想着把粮食种出来，没人去想种的东西、吃的东西生态不生态，或者说生态不生态跟我没关系。可后来不一样了，我们余村曾经靠开山挖矿挣钱过日子，后来矿关了山封了，靠什么过日子？我们农民不能把绿水青山喊成一句口号，还得把它变成实实在在的能填满肚皮、能给儿子盖房子、给女儿做嫁妆、过上好日子的真金白银啊！是不是？”

　　俞金宝其实很能说，尤其说他自己的事，滔滔不绝。

　　“在村里的企业关停后，开始几年我自己也办过厂，在外地跟着人家学。后来听说村里的胡加兴搞漂流，人气旺得很，就有点眼红。于是就回到村里，也想着搞点既生态又赚钱的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我们这些农民眼里，就是想办法让自己的地里、家里变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有滋有味，能让城里人到你这儿来吃喝玩乐，再开心地住上几天；就是人家一批一批地走了，又一批一批地来了，你自己一口袋一口袋装钱的光景……不知我这样的比喻对不对，反正我是这样走过来的。”农民的话很朴素，但道理深刻。俞金宝用自己的实践和行动，抓住了“两山”重要思想的根本。

　　“我感觉习近平总书记讲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就是个生态问题，就是让不好的生态变成好的能够变金子换银子的好生态。”俞金宝说，“照着这个理解，我先把竹林管理好，让它一年比一年茂盛，跟村里的大竹山环境融为一体，让整个农场的空气新鲜、清纯；再利用竹林的优势，开辟一些游玩的小项目；再把茶园建设好，保证有较好的固定收入。在这两个基础上，我开了农家乐，有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客人后，我又开发了葡萄园。采摘的人一批又一批地来了，回城的时候总要带个十斤八斤回去，这样我的葡萄不用到市场就已经卖完了……现在每年供不应求，利也不薄。”

　　这就是俞金宝的聚金蓄银之道。

　　“其实就是两个字—生态。我赚的都是生态钱！”在余村，在安吉，像俞金宝这样的农民，依靠生态赚生态钱的人很多，甚至可以说，在这块美丽的土地上，讲生态、行生态，将自己的生存与生活融于生态环境、生态学问之中的人和事，比比皆是，蔚然成风。

　　我探访余村的日子里，走了安吉的一些地方，结识了许多令人敬佩的“安吉生态人”。任卫中是其中的一个。他在安吉可谓大名鼎鼎。

　　也许除了上海和安吉之外的人并不知道，“安且吉兮”之地还有一块金字招牌—“黄浦江源”。

　　我们对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的黄浦江都太熟悉了，但连我这样的“半个上海人”（我母亲的娘家和我的娘舅都在上海），对它的发源地也是不清楚的。是太湖，还是其他？初到上海的人，必到黄浦江，因为那里是上海最美和最具代表性的地方。上海因为黄浦江才具备了“海派”的妖艳与风情，因为黄浦江才有了激荡的历史声浪与文化内容。

　　小时候，没有想过黄浦江源头的问题，只知道上海有黄浦江、有外滩才那么美。我们年轻的那个年代，能把谈恋爱的对象牵到黄浦江边的外滩并借着若明若暗的街头灯光，听着江上轮船汽笛声声，倾诉心中的那份羞涩，总觉得是最美最惬意也最过瘾的事，常流连忘返，心醉人不归。那个时候，我们只是去享受黄浦江给予不夜城的那种风情与浪漫，而不曾有人想过黄浦江的“母亲”是什么样，在何处。

　　现在的上海人，包括我这样的半个上海人都知道了，黄浦江源头在浙江北部的安吉。是谁想起了“黄浦江的母亲”？又是谁找到了“黄浦江的母亲”？上面提到的任卫中，就是这一事件的亲历者和推动者之一。

浦江之源 沈伟明 摄

　　我称任卫中是“现代的陶渊明”，或者说是个当代生态理想主义者。

　　那天，我被安吉当地人带到一个叫“剑山”的村庄，进了一个院子。那院子里有五栋楼，仔细一看，全是木结构和土制墙的房子。院子中央是一片菜地，那蔬菜都被一个个一米见方的“盒子”框着—别开生面的院子。

　　这时，一个五十来岁的男子过来与我们握手。他说他就是任卫中—安吉民间生态第一人。他自我介绍后引我进了他居住的“正房”……

　　一栋内有小天井的土楼，上下三层。“你看，我这房子没有用一根钢筋，全部都是土木结构。桌椅板凳、日常用品，也都是就地取材，还有我们农家养的植物。”皮肤黝黑、浑身上下沾着泥土的任卫中似乎不像一个知识分子，倒像一个道道地地的庄稼人。他太太看上去比他年轻许多，但也是一副农妇模样，默默在一旁为我们倒水沏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