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水往事》书摘
2016年11月01日 15:08 红旗出版社 裴彦贵（主编）
徐禹民、方立凡他们除了进行宣传群众，培养抗敌救国骨干，还准备组织抗日武装。当时急需枪支，我父亲知道后就把家里的长枪短枪都拿出来，还向亲朋好友做宣传，叫他们也把护家的枪支献出来支持抗日。在他的带头影响下，小游击队很快就拉起来了。1939 年7 月，这支小部队由方立凡、周志贤率领与灌西沭阳的武装汇合，组成了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第3 团，后成为新四军4 师9 旅的一部分。
父亲对亲属中出现违背民族大义的事绝不放过。记得1940 年，我家搬到南房庄张大表哥家，那时响水口到三岔口的大路经常有敌人的军车通过，为阻止敌人的通行，把下兴庄附近的一段路破坏了，挖了多处很深的沟。一天听人传话，这段被挖断的路，被居住在下兴庄的二叔带村里的人一一填平了。我父亲得知此事后，就把他叫到南房庄严厉批评。二叔不服气说：村里的人怕受连累……还未等他讲完，我父亲举起手里的拐杖边打边说：这是帮助鬼子，你还有理！ 60 多岁的老弟站在那里，老老实实地挨批挨打，后被传为佳话。对堂侄徐继泰投靠日寇，他非常气愤！曾对我们讲，你继泰二哥是很有才干的人，可惜走上了邪路。他参加国民党，为国民党军队服务，这些我都能理解，各人有各人的信仰和抱负，但投靠民族敌人，我无法容忍。
在逃难的日子里，父亲带着我们全家过着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先后借住过：吕团荡五姨母家，吕前庄恩覃大哥家，吕恩显家，朱头庄，南房庄，瓦房庄，六套大姨家。我们每住一处，就成了党的联络点，“客人”不断，小型会议也经常在我家召开（一般是晚上开会）。我父亲为“客人”安排吃住，并派人为他们警戒。有时候，我很好奇，偷着看他们在火盆旁一边说话，一边解开棉袄扣子翻开衣领抓虱子向火盆里丢，发出叭叭的声音，有人还放到嘴里咬，嘴里还念念有词：“虱子是抗日虫，越多越光荣。”开着玩笑，非常乐观。我记得随父亲住在六套大姨家不久，就听到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军部遭受到重大损失。父亲长吁短叹，愤愤不平。大姨在一旁叨叨说：快叫小二子（姨兄小名）回来，在外边跑很危险。我急着插嘴说：都怕死谁去打鬼子呀？大姨还骂我：“死丫头你懂什么？”
当时，六套大姨家院子很大，滨海大队一个连驻在那里。县委汤若瑜大姐到这里通知什么事，部队很快就转移了。汤大姐临走时，还留了一张纸条给我父亲，说了部队转移的地点，有人来联系时告知他们。
这样的流动生活，我们过了3 年多。1942 年初春，敌人要大规模“扫荡”苏北敌后根据地，老弱病残的同志要分散打埋伏，县委建议我父亲搬回原籍。当时，分析认为，虽离敌人据点较近，但是凭我父亲在家族中和地方上的威望，不会出什么事，还能为我方活动带来一些方便。
回到家乡后，父亲也闲不下来，拜访的人更多更复杂，有敌伪方面的，有地方绅士，有亲朋好友，更多的还是自己的“客人”。我父亲毫不隐讳自己拥共抗日救国的观点，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各界人士。这段时期，姐姐徐恒泰和嫂子吕淑兰等，都在家里帮助我父亲安排生活和各项事宜。如县委干部张群英大姐在我家打埋伏。她是四川人（曾在莫斯科学习过，同志都叫她“老莫斯科”），口音是个大问题。她们就研究办法，如果有敌伪搜查，叫张大姐装哑巴，不讲话。我们可以说她是我们的亲戚哑巴大表姐，就是敌人打死你也不能讲话。
这段时间虽来往“客人”较多，都没有引起什么风波。只有一次掩护区委书记王浩同志，大家受了一次惊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