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
2016年09月18日 17:46 人民出版社 《周恩来选集》上卷
五 党的各项政策
“六大”对党的各项政策，大体上有了规定，如关于苏维埃区域的红军问题、工人工作、农民工作、土地政策等，都有单独的决定。但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些政策是缺乏策略观点的，深入地研究实际情况与群众观点非常不够，最明显的是不重视农村武装割据，搞军队和政权，其次是关于建党问题。毛泽东同志当时已经重视这些问题，这在一九二八年十月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已经明白表现出来。
第一，关于建党问题。大革命失败以前，党的组织都是处在半公开或公开的状态。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区域的党要转为地下秘密党，在游击区域的党则要公开领导群众进行武装斗争。当时的建党问题，在白区是如何把公开半公开的党转为地下秘密党，在游击区域是如何以武装来建党的问题。“六大”对党的组织问题并未很好地讨论。记得我曾做了关于组织问题的报告，但那时所知道的材料也仅限于白区城市党的问题。“六大”没有认识到白区党应以积蓄力量为总的方针，只注意在组织形式上改变和缩小。但事实上党的组织仍是半公开的，如上下级关系仍是那样密切，领导机关庞大，支部仍以领导斗争为中心，不是象列宁所说的为着积蓄力量保存干部甚至可以不作声息。当时并没有这种思想。如果谁有这种意见，那时一定会说他是机会主义。工作作风是“跑街主义”的，谁跑得最多谁就是好党员，谁要坐下来多研究一些问题，谁就会被当作坏党员看。后来刘少奇同志到北方，曾批评过这种作风，当时许多同志还认为他这种批评是不正确的。关于领导机关工人化的问题，在“八七”会议后，就把与机会主义作斗争看成了简单的人事撤换，这种形式主义影响到后来关于领导机关的工人化，把工人干部当作偶像，对知识分子干部不分别看待。那时李立三同志当广东省委书记，曾说：知识分子的作用完了，今后只有依靠工农干部。所以到广州起义失败后，教导团有几百学生退到海陆丰，就没有把他们当作干部来使用，而把他们编到第四师去当兵，后来绝大多数在作战中牺牲了。关于思想斗争问题，也没有象毛泽东同志给林彪的信中那种循循善诱耐心说服的精神。在“六大”会议上是有“山头”倾向的，不能完全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特别是与自己有关的问题，把反对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看成人身攻击。那时机会主义的代表是张国焘，盲动主义的代表是瞿秋白同志，两人争论不休。后来布哈林出来讲话，说就是你们这两个大知识分子在吵架，再吵就把工人干部提拔起来代替你们。他这话在当时和以后影响都非常不好，使工人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相互对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