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
2016年09月18日 17:46 人民出版社 《周恩来选集》上卷
第五，秋收起义。各地的秋收起义，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农民自动起来把农会变成政权的情况，当时在湘、鄂、赣三省到处都有。后来毛泽东同志到平江、浏阳等地，起义就搞起来了。他把队伍带到井冈山。鄂豫皖、赣东北等地也都受到秋收起义的影响而搞起来了。但也有些地方失败了，如鄂西、鄂北等地，失败的原因是由于当时中央领导上还有盲动主义的错误。主要的盲动主义是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扩大会议以后，但“八七”会议就已有了盲动主义的因素。例如“八七”会议以后普遍提出杀土豪劣绅的口号，甚至有些地方把杀土豪劣绅当作动员的口号，以致发展为烧城市。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狂热性，在秋收起义时，在中央领导机关中就发生了。当时一部分人由于大革命失败而产生了愤慨、报复、拚命的情绪，这也是造成盲动主义发展的因素。
第六，广州起义。这时正是反革命猖獗的时候，全国的城市在反革命手里。广州起义是广州工人与革命军人联合起来的英勇尝试。“六大”指出广州起义是大革命失败后退兵时的一战，这是正确的。当时正是汪精卫继李济深之后统治广州，汪精卫要解散罢工委员会。工会还有一部分武装。跟张发奎从武汉回到广州的教导团的一部分，已由叶剑英同志当了团长，叶剑英同志说他们也将要被解散。同时，张发奎的军队正好开去挡黄绍竑去了，如再等一个短时期，他们就会调一师兵力回广州解散工会和教导团。我们乘这空子把部队拖出来，并且根据情况估计，要起义是可能的，但坚守不容易。当时在广州的共产国际代表是德国人纽曼，他主张起义后坚守广州，建立苏维埃。起义的总指挥叶挺同志是起义的前夜才请去的。叶剑英同志刚入党，搁在一旁没有被用。叶挺在起义的当夜主张把队伍拖出去，纽曼大骂叶挺动摇，说广州起义是进攻的，应该“进攻进攻再进攻”。第二天张太雷同志牺牲。第三天大败，仓皇退出。结果张发奎回到广州，来了个大屠杀。那时如果采取退却的方针，实行有计划的退却，或同海陆丰农民运动会合，或同在曲江的朱德同志会合，都不会如此仓皇，可以保持更大的革命力量，可以保存更多的干部。
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有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离开党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伸冤。在皖南事变时他是非常英勇的，想以个人的牺牲来保存革命的力量，比某些共产党员表现还坚决，而且迄今还未向国民党低头。
“六大”对这些问题的总结有缺点，没有抓住基本的问题，但一般的都总结了。在总结起义的经验时，反映出各地代表的一些地方倾向，即今天的所谓山头倾向。假如说到某地起义搞得不好时，某地的代表就很激动，总希望把自己的起义说得好一点。因此，就不易冷静地去总结这些经验教训。
中国党在策略的运用上所犯的错误是：在革命处于高潮应当进攻的时候，不善于进攻，如在武汉时期；在革命处于低潮应当退却的时候，不善于退却，如在广州起义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