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
2016年09月18日 17:46 人民出版社 《周恩来选集》上卷
四 革命形势和党的策略
关于对革命形势的估计问题，当时有过争论。中国代表曾争论到斯大林同志面前。斯大林同志说，现在的形势不是高潮，是低潮。李立三同志则说，现在还是高潮，因为各地还存在工人、农民的斗争。斯大林同志说，在低潮时也有几个浪花。
关于土地问题，当时也争论得很厉害。有人以为蒋介石也可能在中国实行俄国斯托雷平式的土地政策。斯大林同志指出，中国不可能实行斯托雷平式的土地政策，因为蒋介石是依靠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势力的，他不可能实行这种改良的土地政策。
“六大”指出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是处在两个高潮之间，因为当时所有能够引起革命的矛盾，没有一个得到解决。农民的武装斗争还部分地存在，是新的革命高潮的微弱的象征，但它并没有说新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以后事变的发展证明，当时指出农民斗争将成为新的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预见是对的。一九三○年红军打下了长沙。不管红军打长沙的政策对不对，但它可以说明当时的农民游击战争处在高潮中。“六大”指出民族革命运动又在生长，是指高潮快要到来，这在“九一八”事变后也证明了。所以，我们还不能说“六大”对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预见是性急或过早。
“六大”的争取群众、准备起义的基本策略方针是对的，同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扩大会议的不同。“六大”当时反倾向斗争中的主要锋芒是反对左倾盲动主义与命令主义，因为机会主义已经过去了，陈独秀、彭述之又没有到会，只有张国焘一人到了，而犯盲动主义错误的人到得比较多，受批评最多的是李立三同志。虽然如此，“六大”还有它“左”的错误。
首先，对于革命高潮与低潮，有几个问题一直是模糊的：一、对革命高潮的客观条件与主观力量区分不清楚，不知道主观的群众运动对促成革命高潮到来的作用。所以后来对革命高潮的估计，往往强调有利的客观条件，而不知道主观力量薄弱是不能真正造成革命高潮的。二、没有把革命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区分清楚，不知道革命高潮是说明起义的条件正在甚至已经成熟，但仍不是说全国可以马上到处起义。如一九三○年农村革命形势是高潮，但不能马上到处起义。立三路线的失败就因为要到处起义。三、没有把局部的高潮与全面的高潮区分清楚。所以当时虽然肯定了是低潮，但并没有很清楚地去了解这个问题。正因为没有把这几个问题弄清楚，所以我们一九二八年十月回国后，对革命高潮问题还是空洞地争论浪潮与浪花的问题。
其次，在策略方针问题上，也有几点是模糊的：一、虽然当时决定了我们是退却，争取群众，但是“六大”对于高潮是进攻，低潮是退却，并没有斩钉截铁地分别开来。二、没有弄清在总的退却中，还可以在局部的地方举行进攻与攻势防御。例如当时在井冈山就是局部的进攻，但在全国是退却的。三、没有弄清在进攻中也有退却。如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在进攻中有时还采取退却的办法。由于对这些问题没有清楚认识，所以不能使策略更具体明确，而当时是有可能去认识这些问题的。这是“六大”的缺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