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巨人——孙中山生平故事》书摘
2016年12月28日 16:11 红旗出版社 李朋 高德宝
四、北上与投书
孙中山以“医术”为入世之媒，愈益热衷于政治活动： “行医日只一两时，而从事革命者实七八时。” 丰盈的收入被大量挪用，药房渐有“不支之势”。他的周围团聚着许多志士，经常在基督教徒左斗山开设的销售西学译著的书店圣教书楼后面的礼堂和广雅书局内南园抗风轩集会，议论时政，探究途径。孙中山和郑士良等积极“结纳会党，联络防营”，并同水师中的青年军官程璧光、程奎光等建立了密切联系。组建团体的课题业已提上日程，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甚至拟出了兴中会这个名称，宗旨则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只是由于参与人数过少等原因而未形成“具体的组织”。１８９４年初，他与陆皓东回到翠亨村起草《上李鸿章书》，又与由港来穗代他主持药局的陈少白反复推敲，决定北上投书。他认为当前的变革途径有二，即是中央革命和地方革命。《上李鸿章书》如能得到采纳，意味着自上而下的中枢变革。与自下而上地开展反清斗争的地方革命相较，易于奏效。这年春天，他与陆皓东携书启程，从此告别了医生的职业，成为职业政治家、革命家。
孙中山故居（１８９２年孙中山设计建造）
孙中山等在上海略事逗留，会见了郑观应和另一位著名的维新人士王韬，再次修改了《上李鸿章书》，并请他们介绍与李鸿章的下属和幕僚接触。６月，他们抵达天津并通过李鸿章的幕僚递上了书函。显而易见， 《上李鸿章书》较之《致郑藻如书》有了长足的发展。孙中山指责了听任“关卡之滥征，胥吏之多弊” 的封建苛政，批判了“徒坚船利炮之是务” 的“舍本图末”的洋务派，确认“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当务之急，则是“农政之兴”。变革将使贫弱的中国臻于富强：“以中国之人民才力，而能步武泰西，参行新法，其时不过二十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这种促进中国近代化的方案体现了历史的发展趋势，因而具有积极意义。选择李鸿章为上书对象也非偶然，他不仅是权倾一时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更以兴办洋务闻名于当世，且为西医书院的名誉赞助人。然而，李鸿章对来自粤东的投书者并未理会。他们奔走呼吁，不过领得一纸“农桑会出国筹款护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