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巨人——孙中山生平故事》书摘
2016年12月28日 16:11 红旗出版社 李朋 高德宝
１８９２年，孙中山（左二） 与陈少白（左三），尤列（左四）、杨鹤龄
孙中山更为热切地关注国事，经常同郑士良、尤列及稍后结识的同学陈少白到校舍附近杨鹤龄家的商店杨耀记聚会。热情洋溢的年轻人踏着陡峭的石阶，走过狭窄阴暗的街道，“昕夕往还，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他又以洪秀全自况，提出“勿敬朝廷”的口号。“无所忌惮” 的言论惊世骇俗，使他与陈少白、尤列、杨鹤龄被亲友谑称为“四大寇”。这是他自称的“革命言论之时代”，虽然当时还未广泛使用“革命”这个名词。另一方面，与激进的观念并存的则是温和的维新思想。孙中山在１８９０年前后写信给退休乡居的同邑郑藻如（曾任职海关道和出使欧美），提出三点改革主张：兴办农会以倡导农桑，立会设局以杜绝鸦片；创置学会、学校以普及教育。后来刊载于澳门报纸的《致郑藻如书》具有进步意义，而其内容则为维新思潮的通识。事实上，他也与一些维新人士有着密切联系。他同居留沪上的郑观应商讨“改革时政”，后者曾在风靡一时的《盛世危言》中称道过“吾邑孙翠溪西医”。孙中山的教师何启也给他较大影响，这位留英学习医学和法律的维新人士的代表作即是流传广泛的《新政真诠》。仿效西方，变法维新，对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中国社会无疑是有力冲击，具有民主主义的启蒙意义。积极探索变革现实途径的热血青年受到维新思潮的浸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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