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方式

高阿二八十岁时，曾外孙女杨希晨向她祝寿。（摄于2004年）

　　八、相机“退休”后

　　1997年11月中旬，摄影组长叫大家同我一起吃夜饭，组长说：“今天，我们大家聚在一起，欢送徐老……”我一听，心中明白了，是时候要离开了。我立即把办公室钥匙拿出来，交给办事员叶寒青。

　　四天之后，我想起两件事：首先想到的是照相机，它陪了我四十年，帮助我出了“名”，如今把它放在床边的冷角落里，心里感到不是滋味，于是我又把它拿到客厅的书柜里，这样我吃饭时可以天天看见它……我心里实在舍不得让它离开我，因此我到郊区乔司镇看老朋友汪阿金时，和过去一样，带着照相机同去。

　　大约过了三个月左右，报社办公室打电话叫我去一下。那天是省里新调来的张曦同志和我谈话，他说：“今年是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了，你手上有不少资料照片，可以放在国庆报道里用，你回去写一份报道计划给我。”他又说：“你还是到原来的办公室去工作好了。”接着办公室主任李丹找我谈话说：“徐师傅，你工作上有困难吗？给你配一个助手吧。”我再三谢绝了。后来，李丹又找我谈了一次话：“徐师傅，你想好了没有？找哪一个人做你的助手？你喜欢谁，和我说一下，我去告诉他和你一起工作。”我又对他说，我真的不要别人来帮助我，不能给别人添麻烦。最后李丹又说：“你吃饭就到二十七楼（当时报社的对外餐厅）去，吃面和蛋炒饭都可以，你签我的名字就可以了。另外，你工作上有朋友来，也可以到楼上去吃，超过两百元时，把发票带给我签字去报销。出去用车可以打的，或者报社派车，工作上的费用实报实销……”这是报社领导对我的关心，不过二十七楼我一次也没有去过，再后来人事处每个月给我发食堂的饭票。我心想，我工作到现在，从未碰到过这样关心体贴的好领导，如果我能和他一起工作十年八年，多幸福呀！就算工作到累死，也心甘情愿。

　　这让我想起1953年到余姚庵东采访的经历。当时天晚了，我在车站边的小客栈里住下来，住宿费一夜五角钱。回来后，我拿着发票去报销，结果当时的办公室韩副主任在发票上批示：不准私自住旅馆，必须到县招待所去住。火车站到县招待所有两三里路，坐车还要车费，而且县招待所住一夜要八角钱，两项合起来花的钱更多；我住在火车站边上，价钱便宜，又可以一早去赶长途汽车……所以我也在这张报销单上写了一段话：有这样不懂事的官僚主义的人……当时财务科孙科长看到我写的这段话，立即拿了一张空白报销单，叫我重写一张报销了。从此以后，我出差坚持住便宜的小旅馆，有时住在澡堂里，我认为能为公家节约一点是一点。现在我出差也是和过去一样，尽量节约，有时限于实际情况超过标准了，我就自己付钱；有时就到乡政府和乡干部一起拼着住。我们去拍照片，艰苦一两天算不了什么。当然，我是浙江日报社的记者，遇到县领导安排的住宿，即便要花两三百元也要住下来，这是我们报社的形象。

　　总而言之，我喜欢往下边去，和群众在一起我感到十分开心，而且能得到生动的报道线索……例如《抢仙牛》和《开心里格来》等报道，都是从群众中来的新人新事。“抢仙牛”这个标题，受到当时出差在杭州的新华社副社长穆青的表扬，起初他看到“抢仙牛”这个标题，感到好奇，为什么叫“抢仙牛”？原来是一个好干部的名字叫田仙牛，因为他工作干得好，帮助群众解决了许多困难，因此村里的群众争着要这个干部去工作……

　　我心里记着许多农民，他们鼓舞我在工作中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兰溪县大塘乡有位六十八岁的陈招娣，有一天她看到我一个人站在河边近两个小时，就走近问我找谁，我说找黄卫兴，她立即说，黄老头到城里赶集市去了，要到下午三四点钟回来。然后她就拉着我到她家里去吃午饭。我再去时，带了一些老人喜欢吃的糖果和糕点。第四次去看她时，兰溪报社的记者王启东（音）得知我要去看老人，就主动陪我去。那天见到的场面，使王记者发呆了，陈老太拿出一钢精锅的鸡蛋和落花生，叫我们吃。这些善良、淳朴的老百姓叫我怎能不想他们呢？群众鼓舞着我去干工作，我心中充满快乐。

　　我想起第二件事。1984年11月《中国记者》杂志发表了我写的《历史一页》，配了一条编者按：“新闻摄影的功能和特性，决定了它具有无可辩驳的可亲性、可信性和见证性。《浙江日报》高级记者徐永辉同志，深刻认识和充分发挥新闻摄影的这一特点，他三十五年如一日，跟踪拍摄了普通农民一家的生活变迁，从一个侧面深刻、生动地反映一个历史时代的进程，证明了这样一条真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人民的一切！因此他的照片，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文献价值。徐永辉同志的跟踪摄影，体现了一个革命新闻摄影工作者的党性和胆识。本期发表他写的有关跟踪摄影的文章，很值得我们广大摄影工作者和摄影爱好者一读。”

　　我看到这段文字后，心里十分吃惊，如果这条编者按在十年前发表，恐怕我又要遭殃了，因为那时我自己连个共产党员也不是，却要人家向我学习，这行吗？参加工作后，我写了数不清的入党申请报告，虽然1962年在支部大会上通过了，但后来又没有了下文。在此之前，我的直接领导对我十分关心，经常问起报社领导，徐永辉的入党问题怎么样了，他平时工作积极，对党忠诚，应是入党积极分子……我心里也明白，入党是我的信仰，我愿接受党的考验，因此我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仍然坚持拼命工作，一不怕苦，二不伸手，遇到有名有利的事，尽快避开……

　　自从回到报社再发挥余热至今，我又发表了许多专题报道，我还是和过去一样的老作风，不拿报社一分钱工资，有时编辑忘了发稿费，我也不会去要；有些小额发票我也不去报销；报社里有时派车去采访，我也不坐小汽车，就是离休干部开会，我也尽量不坐来接的小汽车，能省就省点。有一次编辑部的金波同志知道我要去萧山采访，立即给我开了一张出车单，上面还写上：司机同志，请你多关心一下徐老……看到这行字，我就把这张条子收了起来，自愿坐公交车去采访。

　　1982年，我终于经受住了种种考验，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