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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儿子叶兴友结婚当天，高阿二（前中）和子女们的合影。这是1994年央视春晚上展示的第三张全家福。这张全家福中，少了去世五年的叶根土。（摄于1979年）

　　三、我的童年

　　我的童年时代和贫苦农民叶根土的子女的遭遇十分相似，可能比他们更凄惨。1930年，我出生在上海。才两个月大，外婆便把我抱到姨母家里当养子（我母亲的妹妹没有结婚）。七岁那年（1937），日寇侵略中国，8月打进上海。在逃难途中，姨母得知家里三间房屋被日本鬼子全部烧光，愤怒加悲伤，吐血而亡。家里失去了一个当家人，留下六十七岁的外婆和七岁的我，我们成了“乞丐”。有一天，外婆想回老家去看看，顺便把地里的秋玉米收回来当粮食充饥。她钻过封锁线的铁丝网，想着只有五百米路，二十分钟就能到家，可以很快取回玉米。没想到路上碰到了四五个日本鬼子，杀气腾腾地把她打倒在地，还朝她肚子上踢了两脚，因为我在封锁线边等外婆，所以她的遭遇我看得很清楚。外婆痛苦地把我带回临时居住的木板房里，当天下午就去世了。我坐在外婆遗体旁，拉着她的手，大声地叫“外婆快点起来烧夜饭”……外婆一声也不响，根本不理睬我。天黑了，我没有站起来点燃煤油灯，就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拉着外婆的手睡着了。隔壁邻居发现我家出了问题，当夜赶到逃难在外的母亲家报信。母亲得知家里出了大事，天亮时，请了几个朋友，匆匆把外婆的丧事料理了。我们一个完整的家就这样被日寇毁了，我再也没有外婆了……

　　在兵荒马乱的日子里，母亲为了我今后的生存，要我去学点手艺，将来可以弄口饭吃。1944年的初秋，我十四岁了，经亲友介绍，来到上海一家大照相馆里当学徒。当时那里有六个学徒，却没有一个正式的师傅，摄影师是从才艺好的学徒中提拔上来的。在这些学徒中，有三个是中共地下党的成员。我进照相馆两个多月时，发现他们在暗房内开会。虽然我不知道他们在谈什么，但是有一句话，我听得十分清楚，而且深深地印在了脑海里。他们说：“到解放区有饭吃，有工作做，还有学文化和读书的地方。”因此，我把解放区当作穷人的天堂，那是我十分向往的地方。不久，我的两个师兄宋德良和宋祖良先后到解放区参加了革命。

　　我还有一个师兄叫陆文骏，他于1945年5月下旬去了解放区。临行那天晚上，我送他出去，他轻声地对我说：“再过两三个月，会有人来接你去的……”两个月后，我收到一封他的来信，说他已经到了安徽芜湖，一切都好，叫我安心，但没有提起我的事。我开始怀疑自己，因为我刚进照相馆不久，犯过一项“错误”，估计师兄们认为我太笨，不肯收留我到“天堂”去工作和学习。

　　可是我一想到那件犯“错误”的事，自己也会笑出声来。那时，我刚进照相馆只有十天，老板娘病倒在床，叫我替她去买药。因为她讲的是南京方言，我听错了，立即到厨房里拿了一只钢精锅子，跑到“康纳”咖啡馆买了一大碗刨冰赤豆汤，拿到老板娘面前。她忍不住笑了出来，虽然没有埋怨我，但从此以后，我的名字被她儿子改了。他们认为我是土头土脑的乡下人，都叫我“阿土”。这个名字就这样在店里叫响了。我当时觉得几个师兄都不愿接我到解放区去，可能与我犯的这次“错误”有关。其实我一点也不笨，照相馆老板是个大艺术家，叫万籁鸣，在上海很有名气，后来创作了一部有名的动画片——《大闹天宫》。他没有觉得我笨，反而说我学艺进步很快，不满一年已学会多项工艺。虽然他平时也叫我“阿土”，可心里十分喜欢我。

　　1947年初冬，我满师了，离开了师父。后来到上海品芳照相馆当伙计，做了两个多月，因老板付不出工资，我只好回家当小贩，赚点生活费。每到晚上，我就去上海交通大学上夜校，其实是想打听一点解放区的信息，寻找机会到师兄那里去……在夜校里读书，虽然让我的觉悟有了提高，但是也带来了危险。1949年4月19日上午，我家弄堂口来了十几个国民党兵，要抓民工去做防御工事。我随口骂了一声：“给你们挖坟墓去。”一个军官随手一记耳光打在我脸上，并拔出手枪要毙了我。紧急关头，我的堂嫂（徐纪德的妻子）立即向这个反动军官求饶：“先生，他还小，不懂事，放了他吧。”我看情形不对，立马从另外一个门逃脱了。一个月后，这些家伙都当了解放军的俘虏。不久，我的师兄随军南下时，把我接到杭州参加了革命。从此，我苦难的命运结束了。

叶兴友和高冬青新婚第一年就种下了六十多棵橘树苗。1988年，他们家早橘大丰收，一家人喜上眉梢。（摄于1988年）_副本

　　四、勇闯新路

　　我进报社工作后，工作一直很顺利，虽然我的文化程度比其他同志低，但我有一股拼命工作的干劲，拍的照片经常被《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转发，有些还被新华社选送到国外参展，并得了奖。我对各种奖没有很大的兴趣，平时想得最多的就是如何闯新路，拿出新作品，用健康、积极的摄影作品激励人们向前进。我始终认为，记者要深入民间，了解基层民众的现实情况，拿出反映社会变革的作品。所以，记者本身要思想革命，首先要在“访”字上做文章。我认为“采”字是现象，“访”字是实质，“采”和“访”两个字应该紧密结合，形成合力。摄影记者不能拍了照片就走，一定还要仔细采访一下具体内容。为此，我想在新闻业务上进行创新，拿出具有独立思考、积极向上、引人健康奋进、思想品德高尚的好作品，争取做个好记者……

　　于是，我想以叶根土和汪阿金两户农家为中心，继续深入地了解农村。潜意识里，我认为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也是我乐意做的事。可是我刚要“闯”新路、想对他们进行跟踪摄影报道时，就碰到了困难——没多久这两户人家已经找不到了。我寻找了三四年，他们的影子也没有见到。正在进退两难的关键时刻，革命前辈和老领导给了我鼓励，使我有了新的力量。

　　首先是浙江日报社总编辑于冠西，他在工作中发现了我写的一篇小品文，阅后便在文稿上作了一段批示：“此文较好，妙语动人，群众方言口语化，通俗易懂，有些文句不通，白字不少，问题不大，可以修改……此文请文艺组谢狱同志阅，并请找一个合适的编辑教徐永辉学习文化……”我得知此事，十分感动，下定决心一定要努力学习，好拿出更好的作品向领导汇报。

　　第二件事，是我终生难忘的大事。1957年5月25日晚上，我在杭州饭店国宴席上采访，于冠西同志走到我面前轻声地说：“你有紧急任务，快到楼下去，有人陪你去采访。”到了楼下，一个人上前问我：“是徐记者吗？快跟我上车。”到什么地方去，去干什么，我不便提问。汽车开到解放路，在杭州市最小的一家剧场——中国剧场门口停了下来。剧院门前有一个人站在那里。他见我下车，跑过来问我：“是徐记者吗？”并立即交给我一张二排一号座位的戏票，后由一个姓刘的副经理带我去就座。刚走进剧院第二道门，就听到汽车声，我回头一看，周总理走进来了。在很暗的灯光下，总理发现了我，就用手指着我说：“你的两条腿比我的汽车跑得快？希望你做一个出色的好记者！”回想起来，当天晚上，有四十八位记者在国宴席上采访，我是唯一赶到剧场采访的记者，写了一篇周总理与民同乐的文章，成为全国独家新闻。

　　周总理语重心长地鼓励我当个合格的好记者，我想，要当个好记者，必须要有好作品，拿出打动人们心灵的好报道，可是我还拿不出来。

　　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克服困难，千方百计找到叶根土家。我想只有“闯”新路，才能拿出好作品，于是我决定再去寻找叶根土和汪阿金两户人家。我下乡去和邮递员、汽车上的售票员、招待所里的服务员打交道，交朋友，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信息。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按公交车售票员提供的信息，终于找到了叶根土！我又给他们拍了一组照片，并写成报道《一户人家十年间》。

　　1962年9月5日，我收到叶根土的一封信，他请我去参加他大女儿的婚礼。看完信，我感到莫大的欣慰：这不是一般的喜事相邀，而是一个翻身农民要我这个记者去看看他们今天的新生活、新景象。为了表达祝福的心愿，我把《一户人家十年间》的报道放大成照片、配上相框，作为礼物送给叶根土。根土拿着这件礼物连声说：“这是我家的‘传家宝’啊，用多少钞票也买不到！”

　　女儿出嫁那天，根土把这组照片作为最珍贵的陪嫁品送给女儿，嘱咐她不要忘记过去，不要忘记党的恩情。这感人肺腑的新事，后来成了我跟踪拍摄《陪嫁的“传家宝”》的内容。这篇报道在《浙江日报》发表后，反响热烈，人们争相传阅，成了轰动全省农村的大新闻。《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和《中国妇女》杂志等报刊纷纷转载，并配发了评论。当时的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为此提议开展“必要的一课”讨论。后来，《陪嫁的“传家宝”》这幅照片，被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作为珍贵的历史资料收藏。这篇报道见报后，在社会上的反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轰动。这让我意识到，跟踪摄影报道一定要做到内容扎实、生动，新旧事物对比鲜明、强烈，达到快速打动人们心灵、引起群众联想、产生良好社会反映的效果。所以，我要坚持走创新之路，拿出更多的好作品奉献给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