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
2016年09月18日 17:46 人民出版社 《周恩来选集》上卷
讲到西北国际路线,也是有历史的。在广东时鲍罗廷就主张向西北发展,不要过早与帝国主义冲突,与国际打通后,再与帝国主义作战。在当时,这个意见是值得考虑的。可是到武汉之后形势变了,当时有两个敌人,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北洋军阀张作霖。在中央内部有东下还是北上的争论。多数人的意见不主张东下,理由首先是蒋介石的欺骗在群众中还有影响,他也高喊北伐;其次是东下会与帝国主义过早发生冲突;第三是如果我们东下打蒋介石,张作霖可能从后面来打武汉。所谓北上的中心思想,是想避开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接冯玉祥出来,与国际打通。所以四五月间,唐生智带兵继续北伐。那时对冯玉祥的认识比对蒋介石的认识更错误。当打下武汉,以武汉为革命中心来对抗在南昌的蒋介石时,听说驻中央的共产国际代表伍廷康还跑到南昌去见蒋介石,想同他妥协。冯玉祥在北平驱逐溥仪出了皇宫以后,跑到苏联大吹自己,说自己是工农合种生出来的。共产国际对他也弄不清,相信他是农民军队的领袖。当时,武汉的环境是困难的,在敌人封锁、内部动摇的情况下,把最后的希望押在冯玉祥身上,所以对“马日事变”并不重视。在郑州打下后,什么人都跑到郑州去会冯玉祥了。鲍罗廷、加伦也去了。可是这时蒋介石也派吴稚晖到了郑州。冯玉祥一面与武汉来的这些人应付,一面宣布他要去徐州会蒋介石。于是武汉去的这些人一连串地跑回来。这时汪精卫、谭延闿、孙科、顾孟余等态度全变了,国民党的人更加动摇了。共产党领导人六月三十日的让步(承认国民党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承认共产党员参加政府是以国民党员资格,共产党员可以请假退出,工农武装应在国民党领导之下,武汉工人纠察队编入军队,取消纠察队)是投降式的让步,企图以此来挽回局面,结果更糟。从整个过程来看,党的领导在大革命初期对的多,错的少;中期有对的,也有错的,有些还是原则的错误,如对中山舰事件及北伐等问题;到大革命的后期,机会主义路线形成。说大革命时期党的领导完全错误是不对的。如果当时坚决执行共产国际的四点指示,局面不是不可以挽救的。“六大”决议对机会主义错误的总结,虽然指出它的最高表现是“不去发展土地革命和群众的阶级斗争,却只做上层勾结功夫,蒙蔽阶级的矛盾,不去夺取军队,不去武装工农,不能利用参加政权机关的机会,去为群众谋利,所以在紧急关头不去打破敌人的包围,而被敌人包围”,但与其他的错误平列,没有指出主要的问题。所以从决议来看,不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第二,对“八七”会议的总结。指出了“八七”会议的成功与成绩,也指出了有两个缺点:一是对国民党左派还保存了些幻想,一是对土地问题还不大彻底。这两点也不是中心问题。“八七”会议后,南昌起义的部队仍用国民党左派的旗帜,并不是最主要的错误。土地革命当时是决定要干的,但经验证明实行土地革命的初期是不能够彻底的,总要有一个过程。我认为“八七”会议的主要缺点是:一、“八七”会议把机会主义骂得痛快淋漓,指出了要以起义来反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但到底怎样具体办,没有明确地指出,以作为全党的方向;二、“八七”会议在党内斗争上造成了不良倾向,没有让陈独秀参加会议,而把反对机会主义看成是对机会主义错误的负责者的人身攻击。所以发展到后来,各地反对机会主义都找一两个负责者当做机会主义,斗争一番,工作撤换一下,就认为机会主义没有了,万事大吉了,犯了惩办主义的错误。我认为这是主要的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