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
2016年09月18日 17:46 人民出版社 《周恩来选集》上卷
三 大革命经验的教训
“六大”开会时，革命正处在转变关头，当时对许多问题是有很热烈的争论的，如对过去的主要错误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认识等。但时间不够，大会总共开了十天，接着就开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没有象现在我们为开党的“七大”做准备这样多的时间。会上没有解决的问题，决定组织专门委员会来解决。当时组织了研究秋收起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三个委员会，由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可是许多代表已经回国，事实上也研究不出什么东西来。“六大”是把一些基本问题提出来了，做了结论，但因为研究不够，不能抓住问题的本质和中心，把问题平列了。
第一，对机会主义的分析。虽然指出了它是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没有抓住要点。布哈林在大会上的报告，对机会主义的错误曾指出以下三点：一、中共在与国民党合作中没有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二、对同盟者不敢作正面的批评；三、动员群众的力量不够。这三点是机会主义的错误，但当时的情况也并不完全如此。从整个大革命的过程来看，特别是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六年中，党的两次中央扩大会议都强调了我们组织上的独立性；对国民党的批评是有的，甚至有些批评是不恰当的；群众是动员起来了，在一九二七年初，我们就组织了二百万以上的农民协会会员，以后更多，工人有工会及纠察队的组织，从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也可看到群众是动员起来了。只有武汉时期，机会主义者才说群众运动过火了。当时是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潮，是历史上空前的，就是在抗战期间也没有过。所以，虽然这三点是机会主义的错误，但大革命的失败，主要是没有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国民党、政府、军队中争取领导权，搞土地革命，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体执行委员会议对中国问题的决议包括这四点：改造国民党使工农分子大批参加进去，这就是争取党权；把农民协会变成为乡村的政权，这就是争取政权；组织七万军队，其中要包括二万共产党员，这就是争取军权；再就是要没收土地，搞土地革命。共产国际在没有把这个决议送来之前，先用电报把这四点告诉了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罗易。罗易收到这个电报后，不给我们党中央看，却拿给了汪精卫。汪精卫看了后大怒，骂共产国际有阴谋。罗易这种叛卖阶级的行为是和十月革命前夕加米涅夫的行为一样的。后来中央也知道了这个电报的内容。这时离国共分裂还有两个月，如果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努力去做，还不失时机，但当时中央不重视这个指示，反觉得没有办法。身任国民政府农政部长的谭平山以“不能纳农运入正轨”而辞职，希望国民党去整顿、改革下层政权，而不把农民协会变为乡村政权。关于军队，我们当时已经有一个军、两个师和武汉的警卫团，以当时的军校作骨干，再加上湖南、湖北的工农武装和武汉的工人纠察队，组织五万到七万军队是有可能的。还有朱德同志在江西有一个军官教育团，他兼南昌市公安局长。有这些条件不去运用，是不对的。后来军校被张发奎解散了。对于土地革命问题，当时曾有争论，是扩大还是深入？主张深入的要在湖南、湖北搞土地革命；主张扩大的却不要在湖南、湖北搞土地革命，而要向西北发展，首先打通西北国际路线，将来经过地方自治、减租减息再解决土地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