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
2016年09月18日 17:46 人民出版社 《周恩来选集》上卷
（四）廖仲恺。他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激进的代表，没有买办性。他是华侨，但不大富有，对帝国主义很仇视，反对封建势力，同情农民减租减息，但对工人反对中国资本家却采取调和的态度，对反对外国资本家则是赞助的。在黄埔军校，当我们青年军人联合会反孙文主义学会时，他采取调和的态度。他是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家。
（五）邓演达。他是小资产阶级的激进的代表，赞成土地革命，能与我们长期合作，是国民党中的左派。开始他相信无政府主义。当他从苏联回来，在讨论土地问题时，他和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一致。他积极主张摧毁封建势力。他是农村出身的知识分子，与军队有些关系。在武汉时，若以邓演达为中心，不以汪精卫为中心，会更好些，而当时我们不重视他。大革命失败，他很苦闷，同俄国顾问一起走了，后来回国组织了第三党。虽然他在思想上是反对我们的，应该批评斗争，但在策略上应该同他联合。这人的人格很高尚，对蒋介石始终不低头。在“九一八”以后，蒋介石把他杀了。
在阶级关系的分析上，过去我们的缺点，一是公式化，一是定型化。所谓公式化，是教条地搬用俄国一九○五年反对沙皇和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的公式到中国来，对中国的资产阶级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正确地认识，不能分析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把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看成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小资产阶级一样。所谓定型化，是把人定死了，不懂得人是会变的。蒋介石代表过民族资产阶级讲话，但不能把蒋介石的叛变看成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对汪精卫也一样。看不到中国的阶级关系的复杂与变化，这是错误的。第三党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一九三○年邓演达回国后，曾找我们谈判合作反对蒋介石，可是我们没有理睬他，这是不对的。
至于大革命失败后，是否还可以用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旗帜问题，我也讲一下。假如邓演达没有走，仍与他合作，是还可以用国民党旗帜的。但在南昌起义之后，只有共产党是革命的，国民党叛变了，这时再用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旗帜，就会使群众的认识发生混乱。对三民主义不革命的方面应该批驳，对三民主义革命的方面应该保留下来，而我们当时却是对它全部否定了，没有给以历史的科学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