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能向中国学什么》书摘
2016年09月08日 17:03 红旗出版社 [美]李淯(著);章晓英(译)
在北大教课期间,我遇到了几位中国高级政府官员,与他们谈到我的专业领域,包括信用衍生产品。有些官员通过我的学生认识我,还有一些是我通过其他客座教授认识的。他们私下咨询我,问我如何预测金融体系和全球经济。尽管有些来自财政部的人,但他们不相信我对全球金融危机的预测。不过,他们还是饶有兴趣地听我分析有关2008年初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形势。
早在2005年,我就预测到这次危机。2006年,我撰写了一篇题为“华尔街的纸房子”的文章,长达30页,并送到了美国官员手里。但是,前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劳伦斯·林赛和前美国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委员安奈特·纳扎雷斯并没把它当回事。我还把这篇文章送给了政策报道的记者,他们的编辑起初表示有兴趣。可是,读完文章后,他们对我说,监管信用衍生产品的概念对普通公众来说太深奥了。更重要的是,加强金融监管的想法与智囊报刊的编辑方针相违背,而这些报刊都与金融机构有紧密联系,接受他们的大笔捐款。
可以说,与美国官员相比,我所认识的中国官员更容易接受我提出的关于不可持续金融体制的警告。反过来,施祖麟、胡轩文和华而诚等人提供了他们的视角和看法,使我对中国的治理方法有所了解。我认为,中国的治理方略值得大众熟知。我曾在一家投资银行做过股票研究分析员,从此预测成了我的职业。虽然早在2005年我已预感到信用危机的爆发,甚至比对短期股价波动还要确定,但我后来意识到,只要是政治家不想发布的信息都很难公开报道。这在以调查新闻和言论自由著称的美国也不例外。
极其不幸的是,世界公民眼睁睁地看着房利美和房地美、雷曼兄弟和美国国际集团等十几家美国金融机构像多米诺骨牌似的纷纷倒塌。在这之前,美国政府和媒体根本没有向公众承认现代金融体系和美国经济已病入膏肓,需要精心打理。但是,少数有良知的人,如经济发展委员会主席查理·科布尔,读了我2006年写的关于预测信用危机的文章后,在许多场合问我下一个预测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