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能向中国学什么》书摘
2016年09月08日 17:03 红旗出版社 [美]李淯(著);章晓英(译)
前 言
我随父母从香港移民到美国时,正好上二年级。除了广东话和普通话,我当时还学习英语,所以,同时接触两种文化,一种与我父母和朋友相关,一种是我在学校和工作中的亲身经历。我既需要保留中国传统价值观,又必须吸收美国文化,这个过程让我掌握了重要的跨文化技能。
作为美国大熔炉的一部分和美国人,我心存感激。我在美国的经历也许并非特殊,但与许多美国人不一样的是,我经常去中国并且在那里住很长时间。1985年,我第一次回到中国。那一次,我陪母亲寻找她失散了36年的亲生母亲。那一年,我母亲从她一直认为是自己父亲的男子那里得知,上世纪40年代,她与亲生父母失散了。那时候,我所知道的外公外婆离开了家乡。在没有征得我亲外婆同意的情况下,他们把我母亲带走了。当时她才三岁。我母亲家庭的其他成员并没有离开,因为他们没有充分估计到即将发生的内战会持续那么长时间。革命期间,她的父亲过世了。1985年,我的亲外婆身患癌症,生命垂危。同年,我的义外公与她重新联系上,并觉得有必要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母亲。我母亲听说了关于她父母的真相后,买了两张机票,于是我们一起回到了中国。
当我和母亲踏上回国之路时,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们到了杭州。我外婆在那里等我们。看到她和其他亲戚多年来忍受的贫穷,我很吃惊。走过一条满是牛粪的狭窄弯曲的泥泞小路,我们来到了外婆家。她家有两间水泥地屋子。按当时标准,是当地的平均生活水平。厨房只是一个简单的炉灶,卫生间是一个公共厕所,里面没有卫生纸和马桶。从某种程度上说,那个城镇上的大多数房子都是又脏又暗,墙面是一律的棕黑色,上面尽是煤灰和其他污迹。
那时,人们出行一般都走路或骑自行车,偶尔会看见政府用车。每个人都穿蓝色的中山装。我穿着白色体恤衫、牛仔裤和运动鞋,当地人盯着我看,似乎我是从火星上来的。
虽然极度贫穷,但我碰到的中国人看起来都很乐观,令我十分惊讶。我的一个叔叔从武汉赶过来看我们。他的职业是电气工程师,但在他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干农活。当他见到我时,他给我看了他绘制的各种未曾发明的电器设计图。他甚至异想天开,希望有一天与美国公司合作,还问我是否可以助他一臂之力。
我的堂姐妹姚群(音译)对中国的未来抱非常乐观的态度。她是唯一能说英文的人,所以,只要一有机会,她就和我用英文对话,练习英语。整个夏天,在一起生活的日子里,她问了我数千个问题,问我生活在美国是什么样的。我回到美国后,她还继续给我写信。
1995年,我和姚群再次相遇,但这次是在上海。我们自然都很兴奋,聊了很多中国发生的变化。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姚群这次不再渴望去美国了。虽然中国国内的生活方式仍然很传统守旧,但在经济发展和公民权利方面已有改善的迹象。当地政府官员不再检查她的信件和监督她的言行。妇女开始通过时尚的穿着、化妆和发型来表达自我。在毛泽东时代,不存在这种物质上的表达形式,而这正是中国解放思想和现代化的最初表现。
无论是个人原因还是因公出差,我已经去过中国无数次,一般逗留时间不超过一个月。但是,2008年,我回到中国,来到北京,并在北京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为研究生开设了金融和经济学课程。这次停留的时间就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