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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抒写乡村振兴的典范之作——评孙昌建的新作《一湾到底是大道》

朱首献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主题，也是民族复兴的根基之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不可能靠一半繁荣一半萧条——繁荣的是城镇，萧条的是农村——来实现。作为时代旗手和号角的报告文学，为乡村振兴摇旗呐喊、吹响乡村振兴的号角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和文学担当，报告文学理应积极投身于乡村振兴的热潮，紧跟乡村振兴的步伐，展现乡村振兴的伟大成就，思考乡村发展的蓝图，叩问乡村的时代命运。我们欣喜地看到，近年来，在浙江乃至在全国，这样的报告文学作品逐渐多了起来，其中更是不乏优秀之作。《一湾到底是大道》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作品以宁波鄞州区湾底村四十年来持之以恒的乡村建设为对象，生动地展示了湾底村党员群众在吴祖楣书记的引领下穷而思变、艰苦创业、励精图治、勇立潮头、激流勇进的变革精神和他们坚守乡村本色和文化基因的乡村振兴实践，讴歌了湾底村共产党员数十年如一日目标不变、靶心不散、频道不换、不忘初心的精神，实为一部精彩生动的抒写乡村振兴的典范之作。

　　作品有着非常独特的艺术素质和复杂的美学魅力，是一部在艺术上具有非常性的成功的力作。

　　第一，叙述视角独特，造就了作品特殊的艺术格调。我们知道，报告文学在叙事技术上和一般文学一样，要面临三个问题：讲什么，怎么讲，谁来讲。前两个问题往往普遍受报告文学作家的重视，第三个问题则不然。但它却直接关涉到报告文学的叙述主体以及叙述的视角的择取，实际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报告文学作家以什么样的口吻及角度切入对象，关涉的就是这第三个问题。当然，在报告文学创作中，谁来讲和讲什么、怎么讲往往是关联在一起的，而且它常常会直接决定着讲什么和怎么讲所能达到的艺术效果。正是如此，无论报告文学作家选择何种口吻和哪种视角来叙事，都必须要将讲述的对象以及讲述技巧联系起来通盘进行考虑。某些报告文学作品之所以在叙事上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往往就是因为它们忽视了这三个问题之间的相互关联。例如，作者的口吻与叙述对象不相称，或者是叙述视角不能有效反映对象等等。从这个意义上看，就《一湾到底是大道》而言，我们可能都会感受到，它在叙述上非常稳健，收放自如，作者不紧不慢地讲述湾底的奋进史、创业史和村庄精神史，但作者的口吻是很冷静的，讲述视角很客观，没有以气驭辞，作者把自己的情感隐藏得很成功，这种口吻和视角显然与作品要展现的湾底村四十年振兴纪实这一题材高度契合。从叙事学上讲，作者选择的这种视角叫做外视角叙述，这种外视角讲述用法国叙事学家托多罗夫的话说，就是作者“只从外部观察，不作任何解释”。当然，无论报告文学还是其他的文学写作，不做任何解释，不进行丝毫情感判断是不可能的。我们在这里的意思只是说，作家尽可能要把自己隐藏得足够深，不轻易露面，只是冷静地叙述，以一种旁观者的姿态进行讲述，少发评判，只摆事实，把评判交给读者去做，以达到对叙述对象的现象学还原。打个比喻来讲，在这种外视角叙述中，作者的叙述视角就像一架摄像机，只有外置镜头在工作，而内置镜头就像情感，它隐藏在深处，仅仅是在必要时辅助一下外置镜头。美国作家海明威的创作在这方面有着突出的体现，当然，我们不能由此断言《一湾到底是大道》的创作模仿了海明威的这种叙述艺术，但至少在叙述格调和风貌上，二者具有同样成功的叙述效果。因此，在作品中，我们看到，作者密不透风的冷静叙述在客观上形成了一种非常强的事实说服力、逻辑征服力和情感感召力，让读者不得不由衷地为湾底村的历史和现实喝彩。当然，这并不是说作者自己对于湾底村的情感判断在作品中是缺失的，我们的意思是说，作者尽可能的将自己的情感隐藏起来，让事实说话，把一切赞美都交给客观，所以，从作品的深层，我们还是能够体会到作者对于湾底的奋进历史和现实的由衷的赞赏之情。也正是这种特殊的叙述视角的运用，使作品充满着一种语言干净利落、简洁明快、腴辞云构、质地硬朗的美学格调。

　　第二，从结构美学上看，作者在作品结构空间的架设上巧妙、精心。整体上看，作品主要选择了“穷则思变”、“创业万岁”和“人民第一”三个叙事的焦点，这三个叙事的焦点将湾底村的过往和当下巧妙地勾连在一起，清晰紧凑，构成作品的结构主体格局以及内在的叙事线索。而且，在这三个叙事焦点中，作者在主次上也是有讲究的，具体言之，前两个叙事焦点中无论是“思变”还是“创业”，都是为了第三个叙事焦点“人民第一”服务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百川归海结构，这种结构的辐射力很强大，当前两个焦点的力量最终合拢在最后一个焦点上时，三力合一，这就造成作品在结构上的强大演绎力。如果说前两个叙事焦点在结构上属于“放”，那么，这第三个叙事焦点很显然就属于“收”，这样的“两放一收”使作品在结构逻辑和结构美学上包含着更多的艺术复杂性内容。这样，“穷则思变”、“创业万岁”和“人民第一”作为作品的总线并不是直来直去的，其内部有迂回，有分流，有合力，一句话，有复杂的美学运动和构成。当然，这样的结构空间也有效地凸显了作品揭示湾底村党员以“人民至上”为核心的优秀党性这一主题。

　　第三，诗性思维的介入开拓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作者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以上我们所述作品的精心结构布局，应该和其丰富的诗歌经验和深厚的诗歌实践以及重视诗歌结构诗性的追求有一定的关联，当然，这种诗性追求也体现在作品齐一凝练的章目设置中，很显然，作品中每一章标题的匠心独运，应该也是作者诗性思维的一种延伸。不仅如此，这种诗性思维还体现在作者叙事思维的跳跃性和人物塑造的传神上。例如在叙事思维的跳跃性上，作品把停车场倒车的提示音和历史不容开倒车关联到一起，把湾底穷则思变与股票触底反弹关联在一起，把极左年代到处墙上写标语和时下人们常见的“拆”关联在一起等等，这些大跨度的意象关联，无疑是作者诗性思维的跳跃性使然，同时又形成了“陌生化”的审美效果。我们都知道，诗歌长于抒情短于人物形象塑造，但诗歌如果能抓住对象的传神之处进行凝练性描绘，有时也可以达到惊人的生动效果。例如《诗经》中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显然一点也不亚于叙事类文学中人物的生动传神性。作者显然深悟此理，所以，作品中其对人物的勾勒多凝练其精神气质的重点，不细述，只勾勒，但却能一句抵一万句，毕肖显神，恍然生动，达到让人叫绝的艺术效果。例如对吴祖楣书记的形象的描绘，“笑起来两只眼睛就像弯弯的小船”，朋克头，喝咖啡，爱西餐，抽烟斗，还有他掏烟斗的快乐似乎胜过抽烟以及颇有几分怀旧的手机铃声，作者正是凝练了对象最具神韵的几个特征，所以，离形得神，成功传达出了吴祖楣书记丰富的精神世界和内在的特殊气质。

　　湾底村的乡村振兴，是知识驱动，因地制宜、特色发展的典范，作者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所以，着力去表现吴祖楣书记作为知识型领头雁的独特魅力，关注村干部“代课老师”的经历，揭示深化在湾底人内在血液中的知识情怀，湾底是创业的热土，也是知识的乐土，这是其在乡村振兴中散发出的独特气质。像土地一样，乡村是农民的精神庇护所，乡味是农民的身份证，乡村振兴，绝不是满眼都是红灯笼，它需要“以乡为本”，而不是乡村变城镇，从这个意义上说，湾底找到了一条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其成功实践对于中国乡村建设来说，无疑具有典范的意义。

　　（朱首献 系浙江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