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散文|李建树:中国历史上那个最不幸的人
2017年02月28日 17:00 浙江散文 李建树
史书从来就不只是事实的仓库,当文字空间只剩下一枚竹简的大小,强调与忽略之间的抉择,本身就意味非常。当年的黄仁宇以文学的眼光写《万历十五年》时,就是将眼光从历史的主线移开,去发现那些微光闪烁于各个角落的有意思的人与事。
据作者自述,他的这部书从计划写作到杀青定稿,历时七年。读《明实录》共133册,花了两年半的时间,以每周读一册的速度才得以完成。这样的准备和写作功夫,浮躁的当代作家谁能比?
明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历史名相,首辅张居正死于1582年,其后接班的为张四维、申时行(后更名为徐时行)。明朝已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中国是一个礼治社会。皇帝作为天生圣人,是万民之师,因此其一举一动都必须体察天道,有章有法,遵守礼仪,完美无瑕,以成为天下众人的表率。如此历代相积,从而形成了一套建立在礼法之上的“礼法守则”。管理的方法则完全依靠文牍,因此别看皇帝至高无上,其实真正的实权是掌控在几个文官头领手中的。
按照黄仁宇考证,由于张居正曾当过万历皇帝的老师,所以对皇上的要求和管束是极为严格的,常常弄得皇上手中无钱,有时想给妃嫔一点赏赐都只能写白条。当然,这些还只能算是一些小事。后来万历皇帝与文官们的斗法越演越烈,其起因倒不在于他手中有没有钱,而完全是因为他自已的一个爱妃。此前,他已与王妃生过一个名叫常洛的儿子的。常洛是长子。按礼法守则是可以继承皇位的,所以应先立为太子。但问题是,万历太喜欢后来的那个姓郑的妃子了,而且与她又生了一个名叫常洵的儿子。
郑妃这个人,爱读书,且好玩,是宫里惟一敢与皇上开开玩笑的女子。他们一起读书,读后又一起谈谈读后感,写写诗文唱和。用现在的话来说,那可是一对很有共同语言的知音夫妻了。在与郑妃生了个名叫常洵的儿子之后,问题就复杂起来了。万历非常喜欢常洵,并有意立他为太子,只是这样做严重不符“礼法守则”。
根据“礼法守则”,大臣们个个反对皇上的做法。皇上无法可想,就索性赖着不上朝,以消极怠工来对抗。
历史上的事情就是这么有趣。我那不识字的母亲自小经常跟我说:“天下万民,人人都有一张口,但就只有皇帝的那一张口是圣口。圣口一开,百官齐来,百事好办。”其实并非如此。万历皇帝当年肯定也是开过口的,但他下旨要立常洵为太子,下面的那些文官就是死顶硬抗着,坚决不办,不为他拟这道旨。
若以此来检讨当代各级官员的所作所为,真还没有古代那些文官们坚持原则的劲儿呢。
由此我也才知道,原来我们中国历史上竟还有过一位像万历那样爱读书,有意思,却又十分不幸的皇帝。
封建王朝有一大堆固定的规章制度和礼法守则,弄得做皇帝也很无趣。别说万历皇帝,其实他的叔袓正德皇帝就一直在“造反”,竭力去除那些“礼法守则”的约束,让自己作为一个普通人,过一把普通人的生活。
正德皇帝的“造反”行动,还真是有几分搞笑。
他决意搬出紫禁城,为此,他预先在城外新建好了一处名叫“豹房”的住宅,再根据自已的喜好和设想,让那里面吃喝玩乐什么都齐备。
他喜欢游猎,还亲自训虎,差点为老虎所伤。
他喜欢练兵。1517年,鞑靼小王子侵犯北方边境,他任命自已为“威武大将军朱寿”,点起官兵,备足粮草,御驾亲征,率领一支军队去戍边,打那个小王子。文官们竭力反对,但反对无效,因为谁反对,他就解除谁的职务。前后四个月,京城里的大臣们几乎完全失联。
得胜回朝,他兴兴头头地想好好办一堂胜利酒会,让文武百官向他敬一杯酒庆功,但文官们却又大泼冷水不买账,背地里在下面嘀嘀咕咕。说什么得胜虽是事实,但这一战我军死伤达六百。而鞑靼方死伤却只有十六,有什么好庆祝的?
1518年,这位正德皇帝又要大学士拟旨,命令“威武大将军朱寿”再次到北方边疆巡视。皇帝自愿去当个将军,这已经很搞笑,更好笑的是那些大学士们,又死顶硬抗地不去起草这一纸命令。有一位甚至匍匐在地,泪流满面,说宁可凭皇上赐死,也不能做这种不忠不义之事。
万历的叔祖正德皇帝自称威武大将军,企图把皇帝和作为一个富有活力的年轻人(当皇帝时年仅14)这两种身份分开来,他自己想得简单,他的臣下却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当1572年万历皇帝登基时,他那富有情趣的可爱的叔祖,已在51年前去世。万历可没他叔祖那样的勇气和霸气,所以这日子就更加不好过。还有,他还缺少开阔的胸襟,当他发现下面阻挡将爱妃之子立为太子时,就决意报复。
他的报复手段很简单,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不再提拔干部。照老例,朝内大臣死一个就补一个,现在是死了就死了,那位子就让它空起来。这就让下面的人再没了“进步”的希望,其“杀伤力”还是蛮大的。还有就是工作消极,即老子所说的“无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我不再上朝,看你们怎么办?他自已若闲得实在无法消磨时光的话,就去看宦官们在宫内扎堆“掷银为戏”(赌博)。
到了1586年初,万历越来越发觉自己想办的事一件也办不到了,所以消极怠工的情绪也就越来越重,原先想励精图治的念头是半点也没了。随之而来的,是臣下的奏疏中指斥他的字眼越来越无忌讳,其中有一本奏章中甚至说皇上若再不接受意见,天下臣民必将视之为无道,而列祖列宗也必将痛哭于九泉。万历刚刚批示说这人语无论次,应当降级外调,以此打压一下那些文官的锐气。谁料跟着又有人奏上一本,指责皇上的朱批很不合适,称上奏者为忠臣,不但不应降级外调,反而应当嘉奖,以显示皇上开明的风度。这种“上下否隔”的情形越演越烈,到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就更加恶化了。
查《辞海》,关于万历皇帝,有如下注解:明神宗(1563-1620),即朱翊钧,1572年即位,那年他刚满10虚岁。成年成亲后不视朝三十余年……晚年因立嗣造成党争。可知这位皇帝当年的“无为”确实是在玩真的:你下面抵制我立郑爱妃之子为太子,我干脆就不上朝了,看你们怎么办?黃仁宇认为,关于文官们的抗争,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真的出于为国为民(用现代话来说);另一种是“作秀”——古时称作“讪君卖直”,即故意批评皇上,以赢得一个正直的名声。古时候的文人是很注重名声的,一旦名气在外,即使当朝不得重用。也许换一个主子,就能破格任用了。所以这类文官也被叫作“沽名卖直”。
不管怎么说,反正在万历朝,这皇上与下面的文官们是“顶”上了,且这一“顶”就是三十余年,真是拿国家大事在开玩笑。从另一方面说,作为男人,这朱翊钧也的确是够可以的了。你想,在宫中,真正的男人只他一个,身边美女如云(照黄仁宇写的,他曾有一天娶9嫔的纪录,官女有3000个),但一遇上郑妃这一知音,其余女性他便一概看不见了。据说郑氏并无闭月羞花之貌,也就是说,单恃色相,万历对她的宠爱不会如此的历久不衰,可见主要还是精神上的高度一致,而不是其他的什么。那么,是爱情的力量?
再一点,从万历朝57年的历史来说,皇帝有30余年“不视朝”,却照样一年年的走下来,可见政治的惯性之大!读历史,可真能长见识。
本文刊发于《浙江散文》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