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陈云谈实事求是：是毛主席倡导的革命作风
在真理标准讨论中，陈云继续宣传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有针对性地转入实际问题。1978年7月31日，他向李先念提出，国务院务虚会最好用几天时间专门听听反面意见。这就提出了在经济工作中实事求是的问题。此外，同年8月和9月，他在谈到对待文艺工作和党的历史时专门强调要实事求是。较为突出的一件事是，他在9月11日致胡耀邦的信中建议，中组部、中宣部对上海文艺界30年代的问题，对创造社，对当时的其他革命文艺团体，要做出实事求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评价。作评价时，必须把他们的功过是非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考察。对30年代上海文艺界的问题，过去一直被人们视为禁区。陈云敢于提出这个问题，证明他确实具有为了坚持实事求是而大无畏的勇气。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已经展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情况下，陈云以自己的表率作用，将这场讨论引向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分析和处理一切重要而又具体的问题的道路，其意义是重大的。
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突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铺好了路。
提出并推动解决妨碍工作重点转移的两个重要问题，为顺利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做出了重要贡献
突破“两个凡是”的束缚，实现思想解放后，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已经成为党内绝大多数同志的共识。但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一些重大问题不能妥善解决，将会使我党陷入历史问题的纠葛之中，妨碍广大党员、群众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的发挥，党内也不可能统一认识从而团结起来共同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充满政治智慧的陈云，清醒地认识到这些问题是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于是，他于1978年11月12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作重要发言，率先向中央郑重提出，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必须由中央解决“文化大革命”遗留的一些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例如，（一）薄一波等61人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二）1937年7月7日中央组织部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和1941年类似内容的决定都是中央批准的，中央都应当承认。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定为叛徒、现在并未发现有新叛党行为的同志，应该恢复党籍。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由党组织决定在敌伪政权中任职的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定为叛徒的，也应复查，对无背叛行为的同志应恢复党籍。（三）陶铸、王鹤寿等是抗战后期由我党从国民党监狱中要出来的一批党员。这些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着“尾巴”，例如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陶铸一案的材料放在中央专案组，其中党内部分的问题应移交给中央组织部。既有中央组织部又有专案组的不正常状态应该结束。（四）彭德怀对党贡献很大。过去说他犯过错误，但没有听说过把他开除出党。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五）天安门事件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六）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瘫痪负有重大责任，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他的错误给予应有的批评。11月22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发言再次指出，为彭德怀、彭真、陶铸、杨尚昆等人平反的问题不解决，在党内党外都很不得人心。二月是正流，一月才是逆流。搞清“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事情并不是纠缠历史旧账，不是要搞运动，只是要中央开个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