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赢Ⅲ》书摘
2016年09月13日 16:45 红旗出版社 宋鲁郑(作者)
二
长期在发达国家生活还比较容易熟悉其他欠发达国家。比较了其他欠发达国家才知道,接受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低端产品生产是种“大能耐”。那要求大量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劳动者和相当程度的交通、运输、电讯等基础设施,还要求开放却能保持社会秩序的长期稳定。在绝大多数欠发达国家,除个别城市外,做到上述这些要求非常难。在很多欠发达国家,因为缺乏产业和税收,中心城市以外的辽阔地区处于准无政府状态。开放很重要,能弥补发展程度的落差。然而,因为发展程度的巨大落差而实行开放,势必会引发急剧的社会变动,使维护社会秩序变得艰难。笔者十几年前在朝鲜随意给了乞丐两块钱人民币的“施舍”,后来才知道该国城市里的人均月工资仅合人民币7元——外国旅游者在扰乱人家的社会基本秩序。
中国人均7000美元的GDP与发达国家4万——5万美元的人均GDP相比是落后的现实。这种现实导致无数落后的现象。然而还有一个现实:世界1/4到1/5的人口,以高速发展,在从1950年算起的六十年里解决了挨打、挨饿的问题,并准备从2010年算起的未来六十年里赶上发达国家.在未来三十年,每十年翻一番,中国的人均GDP就能达到5.6万美元.这是邓小平在1980年指的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百年不能变——到2080年不能变.变了,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就失去了动力和方向,就会一直落后,就无法消除种种落后现象。
三
因为是世界上唯一不使用字母文字的国家。中国人大多对外国生活情形严重缺乏了解。缺乏在西方长期生活经历的中国社科人文学者经常对西方生活产生美好的想象,并用这想象来批判国内的落后。这本来也无可厚非。
然而,受冷战后西方政学两界宣扬“制度决定论”的影响,不少中国学人把中华体制视为中国落后的原因,把一切落后现象归结为“体制”问题,归结为是否模仿西方政体问题。但中国以往六十年高速发展的成功又是因为什么?宋先生援引了北大第一任校长严复的话,一语中的:“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宋先生对伴随中国走向成功的中华体制做了很有说服力的辩护。这种辩护有用而且及时。
好东西是高价的,甚至是禁卖品,比如西方对中国实行的高科技禁运。西方千方百计推销,甚至不惜用飞机导弹毁灭百万生灵去强迫别国接受的东西,能是“好东西”?若做诛心之论,“乱中取胜”和“分而治之”或许就是目的。有政治稳定未必有经济发展,但没有政治稳定就不可能有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