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赢》书摘
2016年09月09日 14:24 红旗出版社 宋鲁郑（作者）
当然，对于民意的不合理性，西方国家也从制度上进行修补。比如"欧盟宪法公投失败后，法国新政府就不再通过公投方式进行表决，而是直接在议会表决通过。
大家可能注意到，虽然西方号称“民主”和“三权分立”，但大法官一不是选举产生，二是采用终身制。原因在于，不是选举产生，就可以不受民意影响和左右；任期终身制，就可以不受政府控制，但根本目的还是要摆脱民意的制约。尽管有制度上的修补，但当民意走向极端时，仍然于事无补。
希拉克时代的德维尔潘政府，为解决就业难题，推出CPE法案，以帮助青年人就业（由于法国当前的劳保法规定，企业雇主不得随意解雇职工，对雇主解雇职工设置了种种苛刻条件，因此老板大多不愿也不敢轻易雇人。青年人就业相当困难。为此，该法案决定赋予雇主一些随意解雇员工的自由）。这样一个改革幅度不大、针对面也不广的法案却在法国引起轩然大波。尽管议会通过，总统签署，已成为法律，但民众发起了长期的大规模罢工、游行，最终迫使这项法律作废。这就是“广场政治”的效应。
事实上，任何改革都是对利益的调整，总是有人得益、有人受损，可选民只会看自己，但国家要看是否整体上有利。这就是票选民主的致命伤。这就是美国宁可通用公司破产，鱼死网破，也不同意减少福利、减少工资、共渡难关的原因。
西方的制度设计是建立在人性恶的认知上。但这套制度在遏制执政者的“人性恶”的时候，却忽视了民众的“人性恶”，表现在当下就是大众贪欲。在民主制度下，各政党为了胜选只能迎合民众。所以虽然西方提倡低碳生活，但一个美国人的消费是全球人均的8倍，美国百姓习惯于借钱超前消费，这些问题在民主制度下是根本不可能解决的。这也是西方福利制度越来越高，也越来越沉重和根本无法改变的原因。然而在全球化时代，高福利必然导致竞争力的下降和普遍的浪费与低效率，这反过来又危及民主的存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