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 | 陈仓印象 他想给自己竖两块碑
2016年12月09日 17:00 红旗出版社官微-左读右涮 袁敏
认识陈仓的时候,他是个诗人。
因为不写诗,所以和诗人打交道不多。在我的心目中,诗人就是徐志摩那样的。但现实中遇到的诗人,似乎多苍白、瘦弱,有激情澎拜的,却更多高冷,睥睨一切的。
陈仓显然是个例外。
那是几年前,在浙江绍兴一个以“建筑与文学”为主题的诗歌散文大奖赛的颁奖典礼上,我作为评委和颁奖嘉宾,上台给获奖者颁奖。陈仓的一组诗歌获得了二等奖。当主持人报出陈仓的名字,请他上台领奖时,我首先看到了一颗硕大的光头。再看,更觉其没有一丝一毫像个诗人:矬个,不修边幅,一脸憨笑,假如给他光秃秃的脑壳上扣一顶草帽,看上去更像刚从稻田里插秧归来的农民。
因为陈仓憨厚朴实的样子和我心目中的诗人形象大相径庭;也因为我参与审读评选的是散文,没有看过参评的诗歌,当然也没机会看到陈仓的获奖组诗;更因为他那颗硕大的光头在人群中晃来晃去十分抢眼,我反而燃起了一丝好奇,心想,这个人若不是偶尔路过文坛进来打酱油的,那就有点意思了。但那只是一闪而过的念头,在那种寒暄应酬多过真情流露的热闹场合,我没有太多说话的欲望,主办方宴请的餐桌上,我也是找了一个不引人注意的位置,挑自己喜欢的绍兴家乡菜大快朵颐。
没想到陈仓拿了个酒杯走了过来,一脸憨笑满目真诚地要敬我酒,我说我不喝酒,他立刻说,袁老师你随意,我干了。喝干酒后,陈仓对我说,袁老师,我可能会写小说,到时候可否发给你,请你指教?
这样的客气话听得多了,我并没有在意,但我还是礼节性地把自己的邮箱留给了陈仓,告诉他,若真有兴趣写小说,可以发给我。但是说实话,我并没有把陈仓的话放在心上,一个诗人转身写小说,哪那么容易?
没想到,一个多月后,我真的收到了陈仓发来的中篇小说《上海不是滩》。小说有六万字左右,写了一个外埠人闯荡上海滩的故事。说实话,这样的篇幅有点长,但我一口气读完却有点惊讶,小说以幽默犀利的语言,嬉笑怒骂地描绘了一幅上海滩市井众生相,笔调松弛,人物形象生动,关键是贴近现实生活,触及社会时弊,有笑有泪有痛感。
《江南》好久没有遇到如此直面当下,敢说真话的稿子了,我当即决定以头条位置将《上海不是滩》在《江南》推出,同时约请陈仓为此稿写一篇创作谈。陈仓很快就写来了一篇千字文:《一株秧苗的身份》。
陈仓在文中写道:“城市是一个不断膨胀的气球,是变幻着的,是飘浮着的。你遇到的人基本是陌生的,你不知道她的根在哪里,不明白她想干什么,她来这里与你有什么关系。生活在农村呢,你看到一个女人,即使不是你的亲戚,也肯定与你是有瓜葛的,她娘家是谁,儿女又是谁,你知根知底。就是一只喜鹊站在树梢上,你也明白它的巢在哪里,它为什么叽叽喳喳地叫。”
这段朴实无华的文字,像一个小钩子在我的心上轻轻勾了一下,我感到了一种久违的疼痛。陈仓很坦然地将自己定位于一株来自乡野的秧苗,到任何时候他都不会忘记自己曾经的身份,但这棵来自乡野的秧苗在都市的大地上,却不知道哪里有让自己扎根的一坨泥土。
从这篇创作谈中我才了解陈仓的生活背景,知道了他是一个来自陕西秦岭大山深处,一个叫塔尔坪的小村庄的农民,贫穷和苦难是他童年和少年时代最深刻的记忆。母亲在贫病交加,无钱医治中早早离世;大哥为家庭生计外出淘金,途中因车祸而夭亡。陈仓小时候吃过最好的粮食是土豆和红薯,喝过的最好的饮料是腌酸菜的浆水,家中最困难揭不开锅的时候,他吃过野菜、石头粉、苞米芯子磨的面,吃得肠子打结肚子绞疼。他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在山坡上放羊,躺在绿草丛中,摘一根叫不出名儿的杂草,折断茎秆,吸吮茎秆里面的汁液。
为了走出大山去求学,他趿拉着一双掉了帮的破布鞋,冒着大雨走了几十里山路,找到一所中学的校长时,鞋子早烂了,全身湿透了。校长流着泪收留了这个一心想读书的山里娃子。后来,陈仓真的考上了学,吃上了商品粮,当上了公务员,再后来又凭借自己的勤奋和努力,成了无冕之王的记者,从一个农民变为繁华都市西安城里人人羡慕的媒体人。
然而,陈仓的心没有找到港湾,目光还在追寻远方。当年他要翻越大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时,他那已经死了一个儿子,不愿意剩下的一个儿子再外出闯荡的老父亲,拗不过倔强的陈仓,只好扔给陈仓五元钱,一句话没有说,恶狠狠出门挑水去了。父亲的反对是推动陈仓这条小船远航的桨,他知道父亲扔给他的五块钱,是既恨又爱的表示,他不能后退,更不能原地踏步,只能向前。他去过沈阳、福建、广东、北京,一路漂泊,一路流浪。他办过杂志,做过报人,给人策划文化项目,虽说没挣到大钱,小日子还是过得风生水起。本世纪初,他就在寸土寸金的北京东二环买了房子,出门打个的那都不是事儿。
可是,皇城根脚下的护城河水太深,而且这水不像自己家乡塔尔坪村子里的那条河一般清澈,看不清河里的鱼虾;京城的春天多风沙,南来北往的路人都蒙着纱巾,让你辨不出鼻子眼睛和眉毛,不像秦岭大山里的春天,花是粉的,草是绿的,风吹树叶,哗啦啦的树声都带着明亮的颜色。
陈仓又走了,这一回,他向着南方走去,一直走到黄浦江边才停下脚步。
十里洋场的高楼大厦虽然没有京城宫殿王府的那种巍峨气派,但却有一种国际范儿的异域风姿。陈仓这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土生土长的西北汉子,却一下子喜欢上了这座洋派的、精致的、优雅的城市。他留了下来,成了这座国际大都市心脏里一个小小的细胞,在一家报社成了一个似乎有点话语权的媒体人。并且,从此再也没有离开。
《上海不是滩》很快被《小说月报》以头条的位置转载,文坛也开始注意到陈仓这个陌生的名字。小说中的陈元身上显然有陈仓的影子,小说以一个旁观者的眼光扫描上海这座城市,距离,让他比身在其中的上海人多了一点洞察力和穿透力,二力合一,小说的棱角便有点尖锐。
我不知道,陈仓走南闯北为什么没有成家,我也不清楚陈仓最初喜欢上海,是不是因为被上海女人的嗲、糯、甜所吸引。他对着黄浦江发誓,要找一个上海女人做老婆,这样的念头和决心,昭示了他想在这座陌生的城市扎根、开花、结果。
一个农民;一个其貌不扬,已经站在中年门槛上的外乡佬;一个虽然不断有诗作小说问世,却并没有在文坛爆响大名的进城者;一个抛下公务员铁饭碗,却乐此不疲地愿意在外边混的码字人,凭什么能赢得上海姑娘的芳心?
我曾就这个问题问过陈仓,他毫不隐瞒自己死缠烂打追上海姑娘的耐心和毅力。令人叹服的是,这位透着大蒜味,爱喝胡辣汤,视羊肉泡馍为舌尖上的美食的陕西农民,最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快速娶得眼光比天高的上海姑娘,搞定以挑剔闻名于世的上海丈母娘,还在短时间内中年得子,抱上了带把的葫芦娃。
与此同时,陈仓的小说创作如井喷一般喷涌而出,二〇一三年至二〇一四年两年间,陈仓居然一口气写出了十几部中篇小说,近百万字。这样惊人的速度,让他下笔难免有点过急,小说行家或许从固化的思维出发,挑出了陈仓作品中存在的毛病,但这并不妨碍他的小说受到业内名刊的肯定和读者的欢迎,因为他的小说有深厚的生活底蕴,有真正从泥土中生长出来的原始的芬芳,有从胸腔里迸发出来的血和泪,更有与许多当红作家截然不同的独特的另类表达。他不是为写小说而写小说,他是憋不住自己心窝子里涌动不息的滚滚洪流。
陈仓鲜明的创作个性和他笔下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让文坛、让中国小说界都无法漠视这个突然的闯入者。他的每一部小说几乎都写农民进城。但与当年老一辈作家高晓声写《陈奂生上城》不同,陈仓用诗人的笔调,描述转型社会新时期的一代农民进城,他刻画的是一代进城者的心灵史,一个大时代的伤心碑。陈仓的出现,给当下的小说创作吹来一股清新的风,几乎每发表一部小说,都会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等名刊同时或分别转载,多次进入年度小说精选,多次获得各类文学奖项。
那年《江南》杂志举办中青年小说家笔会,邀请了全国一批创作势头正健的中青年作家。陈仓也在受邀之列。笔会在江南文学会馆举行,下榻就在近旁的华北饭店。当天晚上的接风宴席上,彼此大多相熟的作家们举杯同欢,交流欢畅。
陈仓在人群中有点落寞,与在座创作成果颇丰的众多小说家相比,陈仓从诗人到小说家的跨界时日尚短,虽然作品不少,但许多人依然不认识他。其时的人民文学副主编邱华栋虽然本身也是一位优秀的作家,然而在这种场合,他不会忘记自己还有另外一重身份,忙中偷闲地组稿,是他的职业本能。他很快注意到了这位陌生的光头,悄悄地问我,这位光头是谁?他叫什么名字?他写过什么作品?我愣了一下,邱华栋连珠炮一般的发问,印证了落寞的陈仓在文坛小说界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新人,他要在众多优秀的小说家中脱颖而出,还有待时日。我对邱华栋说:他叫陈仓,我认为这是一个在不久的将来会崛起的作家。邱华栋听我说的这么肯定,吃惊之余可能还是相信我对一个作家的判断,他迅速走过去和陈仓拉呱,并彼此留下了联络方式。
今年夏天,我和邱华栋、陈仓在上海书展再次相逢,发现华栋和陈仓已经十分熟稔,如今调任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的邱华栋当时热切地鼓励陈仓报考鲁院和北师大联合举办的文学创作研究生班,想来他对陈仓的创作水准已有充分的了解和肯定。
二〇一四年,由我策划编辑,红旗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八本“陈仓进城系列”,共十六部中篇小说集中亮相。小说几乎都是写农民进城后的种种故事,写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人性冲突,写乡村对都市的渴望,城市对乡村的追寻。
虽然出版社老总对陈仓的小说极为赞赏,但考虑到市场风险,首印数量还是谨慎的,没想到小说上市后受到读者热情欢迎,同为陕西商洛的同乡作家贾平凹对陈仓进城书系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陈仓是一位“有风云”的作家。“陈仓进城系列”第一版销售一空,出版社立刻全部加印。
我在策划编辑“陈仓进城系列”的过程中注意到,这套书里的每一部小说,虽然故事不同、人物迥异,但心灵的呼唤和精神的纠结都何其相似。尤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无论他的小说结局如何,笔触尽头几乎都是同一个指向,那就是还乡。
我问陈仓,当年你揣着父亲扔给你的五块钱,不就是要走出大山,离开你那个贫穷落后的小村庄么?为什么离开多年后,你又会如此心心念念,一趟又一趟地回到塔尔坪呢?
陈仓没有正面回答,却给我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定居上海以后,陈仓娶了上海老婆,搞定上海丈母娘,又有了儿子葫芦娃,可时时会有一种无法与人言说的孤独。他吃不惯上海菜总带甜味,连炒青菜都放糖;他想吃酸菜,没处买,自己腌了一小坛,丈母娘看着上面的白沫,以为这东西馊了,就给倒了;他想吃糊汤,偶尔自己动手做一次,全家无人捧场,一人吃着也是乏味;家里、单位,四周都是又糯又嗲的上海话和圆滑的处事风格,即使与亲近的人交往起来常常脑子也要拐个弯,便觉得累,不痛快。他曾试着与朋友说过自己的郁闷,朋友笑他矫情,拿上海话说就是“作”。上海老婆丈母娘不嫌你满嘴大葱蒜味就阿弥陀佛了,你还孤独!
陈仓只好带着对老家的念想,经常去云南路上的陕西馆子吃羊肉泡馍,吃臊子面,喝糊汤。有一次,他好不容易说服老婆带着丈母娘一起来到这家陕西馆子,没想到热气腾腾的泡馍、凉皮和腊汁肉夹馍一上来,他闻着就食欲大开,可老婆和丈母娘象征性地吃了一点。陈仓看着那么多家乡饭,怕太浪费就一个人全吃了,那次除了自己给撑着了,还有一些旁人无法觉察的心酸。此时,他似乎隐隐约约听到了羊的叫声,他循声找过去,在后厨一个角落里,一只羊被捆绑着四脚,蜷缩着匍匐在地上,眼里满是哀伤。陈仓说,那一瞬间,他心痛至极,想起了自己的老家,秦岭深处的小山村塔尔坪,想起了自己从小在山坡上放羊,躺在黄土地上看蓝蓝的天上漂浮着朵朵白云……他在羊身边蹲下来,一边抚摸着一边开始给羊吹起了口哨。
他把这些写成了小说《羊知音》。听陈仓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很感动,一点也没有觉得他矫情,想要离开贫穷的山村是真实的,想要回到温馨的家乡也是真实的。坦率地说,我有时候也觉得陈仓的小说里的“我”身上有许多矛盾的东西,我不知道这种矛盾的东西是作者不经意中泄露的虚伪,还是被城市和乡村将身心撕成两半的真情流露?但我恰恰欣赏这种矛盾,觉得这种矛盾是一个身体从农民变成城里人以后,灵魂还在遥远的乡间徘徊,表现出来的内心分裂。这不仅是陈仓有别于当年高晓声写的《陈奂生上城》的第二代农民进城的不同故事,也是同代作家写到这类题材时没有给过我的感受,它把生活中混搭着咖啡和大蒜的人生悲喜剧撕裂开来给我们看,让我们在心酸中咀嚼命运的无奈!
我曾经说过,“陈仓的诗是陈仓小说的门”,在陈仓众多的诗歌中,我特别喜欢那首《两座碑》:
我漂泊的一生
可能需要两个坟墓
一个要用故乡的黄土掩埋我的影子
一个要用他乡的火焰焚化我的肉体
我在此立下一份遗嘱——在我死后
仅剩下一把骨头与几朵白云的时候
请不要让我自己和自己分开,分开
在那块金色的麦地里无名的小河边
为我的肉体与灵魂再安排一次重逢
让它们相互拥抱一下相互搅拌一下
就像安排一只蝴蝶落在一朵花上
我这世上最弱小最动荡的一根杂草
怎么经得起凌厉的风
撑得起两个碑
看了陈仓写下的这首诗歌,我一直有一个疑问:陈仓从离开生他养他的故乡,到走进他追寻事业,娶妻生子,恐怕再也不愿意离开的上海,他知道自己的身心已经被劈成了两半,再也不可能复原。所以他写道“我漂泊的一生/可能需要两个坟墓/一个要用故乡的黄土掩埋我的影子/一个要用他乡的火焰焚化我的肉体”,在这里,陈仓把掩埋在故乡的一半称作“影子”,而在诗的后半部他又写道,希望“为我的肉体与灵魂再安排一次重逢/让它们相互拥抱一下相互搅拌一下”,在这里,陈仓笔下的一半依然是他的肉体,而另一半却从影子变成了“灵魂”。影子和灵魂显然不可相提并论,为什么陈仓却将它们合二为一?
我从来没有问过陈仓这个问题,但我相信如此重大的差异一定不是笔误。看来陈仓对自己身后需要两座坟墓的意识很明确,他目前的生活重心也只能是在上海,投给远方故乡的只能是自己虚幻的影子。但他内心对劈成两半的自己还是心生恐惧,所以他希望自己的肉体和灵魂能有一次重逢,拥抱一下,搅拌一下,重新合二为一。这时候,只有灵魂还乡,游子漂泊的心才能安定。说到底,走了一圈世界,根还是在出发的地方。
我终于明白,陈仓其实想给自己竖两块碑,一块在人间,一块在天上。一块在现实世界,一块在他的文学世界。
《进城》系列丛书 陈仓 著
红旗出版社
201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