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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仪式现场，求是杂志社原社长高明光（右二）、《小康》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舒富民（左一）分别向临安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赛文（右一），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原主任周熙明（左二）赠书。

　　近日，2016第十一届中国全面小康论坛在北京召开，在举行的分论坛“社会治理创新与全面小康暨《中国全面小康发展报告·临安样本》首发仪式”上，以创新城市治理为导向的红旗出版社新书《临安样本》正式首发，这是《中国全面小康（样本）发展报告》系列丛书的第四本。

　　“《小康》杂志肩负着记录和影响中国全面小康建设进程的历史责任。我们通过编辑出版《中国全面小康（样本）发展报告》，总结县域发展的重要变化，为欠发达地区提供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蓝图样本。”分论坛主持人，《小康》杂志社副社长赖惠能介绍说，“如何以五大发展理念引领社会治理创新是全面小康进程中的重要命题，《临安样本》提炼了当地创新城市治理的做法，值得全国同类城市借鉴。”

　　“通过创新城市治理，我们临安百姓富了，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达到了41230元，农民的收入达到了23736元，比五年前分别增长了17000多元和11000多元；通过创新城市治理，我们临安综合实力增强了，今年到目前为止的财政收入是64亿元，比五年前整整翻了一番；通过创新社会治理，我们融入大城市的步伐加快了，推动临安从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临安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赛文坦言，临安的发展中也经历了阵痛期和瓶颈期，面临如何更好发挥区位优势，如何挖掘与运用钱王文化，如何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困扰。

　　“浙江省提出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先试先行的省份，浙江经验主要就是牢牢抓住科技、文化、生态三大主题，这在《临安样本》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分论坛现场，浙江省委宣传部原常务副部长、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胡坚在演讲中具体阐述了浙江省社会治理创新与全面小康的八个路径：建设平安浙江、法治浙江；以基层党组织建设带动社会治理；网格化管理与组团式服务相结合；加强对社会特殊群体的管理；特别关注社会就业和民生问题；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建设农村的文化礼堂，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美丽乡村，拥有乡村自信。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全面小康论坛上，临安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荣获“2016中国十大社会治理创新奖”。

　　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主任周熙明表示，《临安样本》让他感触最深的就是其通过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带动社会治理，“临安不仅有大自然亿万年演化留下的美丽山水和老祖先几千年生活留下的丰厚传统，更有历届党委政府通过党建来引领社会治理创新的责任感。他们秉承着对历史的爱护，对社会发展全方位的规划，将老祖宗留下的厚重的历史积淀演变成如今生活的美好舞台。”

　　首发仪式现场，浙江省民政厅副厅长江宇，中共大兴区委常委、宣传部长、统战部长沈洁，北京市卫计委医改办主任高星，江苏省淮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等各界精英聚焦社会治理创新展开讨论。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确保食品安全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环节。江苏省淮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邱金义在论坛现场分享了淮安市如何通过构建生产经营者的应用终端、消费者使用终端、监管部门监管终端“三类终端”，打造透明安全餐饮平台、透明放心菜市场平台、透明合格食品生产平台、透明食品流通平台“四大平台”来建立食品安全透明共治数据库。“最终实现全方位可评价、全社会可参与、全过程可监管、全流程可透明、全业态可覆盖、全链条数据可贯通。” 邱金义说。

　　“建成全面小康社会，首先要看到环境在变，人们的思想理念在变，物质在变，服务体系在变，管理层次在变，治理机制在变。” 北京市卫计委医改办主任高星表示，《健康中国2030纲要》已经颁布，把中国未来的发展定为健康中国，今后在讨论治理创新层面时应更多考虑健康的议题。

　　对比临安“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的模式，贵州省长顺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华祥介绍了当地“藤缠树”党建产业扶贫模式：把贫困群众比作“藤”，把党组织（党员）、村集体经济、龙头企业、合作组织、产业大户等比作“树”，采取“支部+农业经营主体+基地+贫困户”“支部+贫困户”“党员+贫困户”等方式建立利益联结机制，把几方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实现共赢，促进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就文化与旅游的结合以及打造全域旅游等议题，邱战洪与德安杰环球顾问集团总裁贾云峰，深圳国人通信有限公司副总裁、国人智慧公司总经理王海华进行交流互动。

　　“乡村旅游是扶贫的重要抓手，也是社会治理的途径之一。” 贾云峰介绍了他的“乡村爱心书屋计划”，不仅能满足农村孩子读书、与外出打工的父母进行可视通话的功能，还能兼顾乡村旅游产品销售和民宿的功能，“真正好的旅游开发一定是形成命运共同体，利益分配共同体。”

　　王海华认为，在进入到全域旅游时代之后，以往单一依靠传统的治理决策机制是很难支撑整个全域旅游发展的，互联网如何能够真正起到对旅游产业的支撑，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大数据。“很多城市在玩命建大数据中心，但是建完了并没有想清楚如何使用，最终变成了一个数据的保管员，或者是一个数据仓库。真正要做的是大数据的挖掘，借助旅游消费经济来带动本地产业的发展，起到惠民的作用。”王海华如是说。

　　浙江惠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政企社共建模式创始人叶伟军介绍了其通过政府主导，企业化运营，全社会协同做民生保障、残疾人精准扶贫的模式，并就社会组织如何更好的发挥社会治理作用与浙江省民政厅副厅长江宇，中共大兴区委常委、宣传部长、统战部长沈洁展开互动交流。

　　“浙江是社会组织大省，登记社会组织逾4.6万个，每万人社会组织数8.1个，其实有超过一半的社会组织都是属于公益慈善类的。”江宇介绍说，通过政策扶持、资金扶持、项目扶持等一系列政策，社会组织也在不断壮大，农村扶贫、就业、助老、助残等方面工作会会得到相应提升。

　　“政府的创新是自上而下，要与自下而上的社会组织共同结合。”沈洁认为，社会治理创新要从思维、模式、手段三方面切入，除了技术手段上利用互联网，发展社会组织也是重要的手段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