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
2016年09月18日 17:46 人民出版社 《周恩来选集》上卷
一 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
讲到中国革命的性质,今天似乎是老生常谈了,因为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已经讲到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是在“六大”时,这却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什么叫革命性质?革命性质是以什么来决定的?这些在当时都是问题。后来才知道:应以革命任务来决定革命性质,而不是以革命动力来决定革命性质,这个问题还是一个新的问题。本来,在共产国际第七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已经确定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更早,在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提出过。中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是又要反对资产阶级,这在当时就成为很难理解的问题,虽然俄国一九○五年的革命就是这样的,但我们没有很好地研究。当时无论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或从西欧回来的同志又都轻视理论,所以对革命的性质问题搞不清。在今天看来是很幼稚的问题,但在当时却是严重问题。共产国际第九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的精神刚传到中国,我们都去出席“六大”。开会之前,斯大林同志找我们谈话。他主要谈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革命的性质,一个是革命的高潮与低潮。他指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不断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并以俄国的二月革命为例说明。这样,我们才懂了。“六大”前,中国党是不懂这个问题的。从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承认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陈独秀的机会主义的观点,认为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不是领导而是帮助资产阶级,是替资产阶级抬轿子的,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不要争取领导权;认为帮助资产阶级革命成功,无产阶级可以得到自由、八小时工作制,以后再搞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这种观点实质上是旧民主主义的,是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欧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用这种观点来看中国革命,领导权问题就很久得不到解决。关于参加国民党的问题,当时有争论。有的主张参加,这是对的,但认为参加进去只是帮忙,又是错的。另外,张国焘开始是反对参加,后来又主张至少产业工人要留在外面。他不了解广大工农群众参加进去,可以改造国民党,争取领导权。在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彭述之认为领导权是天然地落到了无产阶级身上,是“天然的领导权”,不用无产阶级去争。这就是没有看到资产阶级在争领导权。所以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来了个反共,我们毫无准备。一九二六年冬的共产国际第七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的精神传到中国时,资产阶级已经叛变。我们党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才承认了领导权要争,批评了天然领导权的说法。但争的方法是到处贴标语,喊口号,说要争领导权。这只是空的,没有实际意义。另外,有一个中国革命非资本主义前途的问题,在共产国际也发生了争论。托派认为在武汉时期就要组织苏维埃,把工会变为政权,推翻武汉政府。这是把俄国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经验搬到中国来。斯大林同志和共产国际的多数同志则认为我们应在武汉政府中夺取领导权,而不应马上和武汉政府分裂。虽经斯大林同志的反对,托派在共产国际第八次执委会上还是提出了他们的意见交大会讨论。当时曾在中国工作过的印度人罗易、法国人多里欧都同意托派的意见。陈独秀虽然没有公开同意托派的意见,却认为共产国际的决议是错的,但又没有组织工农与武汉政府破裂。及至武汉政府叛变后,托派主张中国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陈独秀则受了这个影响。那时,共产国际派罗米那兹来中国。罗米那兹认为中国是“不断革命”,说中国是民主革命,但一直发展下去就是社会主义革命。他说广州时期是四个阶级联合,武汉时期是三个阶级联合,南昌起义时只有工农,是两个阶级,中间不经任何停留,不经任何阶段,一直发展下去,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与托派调和的论调,实质上是托派的观点。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扩大会议接受了这种观点,认为当时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一直发展下去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罗米那兹的意见,在我们党员中间是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