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回忆录】李子敏:初到哈尔滨
2019年06月19日 09:57 《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回忆录》 李子敏
回首往事,我这一生经历过许多磨难,也有过许多成功。这其中有痛苦,有欣慰,有庆幸,也有遗憾。我常把经历过的事讲给女儿听,女儿说有些东西是可以写下来供后人借鉴的。我觉得很宽慰也很满足,于是有了这篇回忆录。
——李子敏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哈尔滨街头
全家安顿在牛甸
有一次,我在哈尔滨遇上了同乡李喜明。他告诉我:哈尔滨江北造船厂需要技术工人,挣钱和沈阳差不多,就是天比沈阳冷,但是能吃饱饭。我回去跟父亲一商量,父亲同意了,我就和父亲一起到了哈尔滨。
李喜明让我们先住在他家。他的房子是租的,两间草房不大,一下子增添两口人感觉很拥挤,但是,老乡很热情,让我和父亲觉得心里热乎乎的。他住的地方叫牛甸,是松花江北岸的一个小岛。父亲在岛上观察了几天后跟我说:“这里是养穷人的地方,靠江还能种地,在造船厂上班又不远,快捎信让你三哥也过来。”三哥一家来后,我们就在牛甸赵世江家租了两间房子,全家安顿下来。
哈尔滨是黑龙江的省会城市,松花江从城市中穿过,江南是城市中心,江北是散居的市民。江上的两座大桥连接着南北两岸,能通火车、汽车和行人。牛甸在江北,离东江桥不到一公里,江水在东江桥附近被一个小岛岔开,那个小岛叫江心岛,牛甸被岔开的江水环绕着像个半岛。岛上住着七八十户人家,大都靠打鱼、摆渡维持生活。
哈尔滨的冬天很冷,江北更冷,常温在零下30摄氏度左右,因为没有建筑物遮挡,北风卷着雪花刮在脸上像刀割似的。江水结冰后,能在冰上跑汽车、马车和爬犁。人们凿冰窟窿打鱼,用爬犁载货拉脚——一到冬天,人们就这样艰难地维持生活。
赵世江的房子是两间草房,坐落在沿江的沙滩上。房子是用土坯垒的,屋顶苫着茅草,进门就是厨房,两侧是卧室。厨房很简陋,只有两个灶台,灶台连着卧室的火炕,烧柴做饭时卧室就能取暖。卧室很小也很低矮,除了火炕,几乎没有什么空间。
岛上的人都吃松花江的水,因为离江边很近,打水还挺方便。他家房前有一条小路,顺着这条小路能走到岛的北头(叫北岗),那就是造船厂,我和三哥都在造船厂上班。造船厂规模不大,主要修配松花江上行驶的中小型船舶。因为厂址偏僻,招收技术工人困难,所以,工人的工资不比沈阳车辆厂的少。
20世纪40年代的松花江畔
走上革命道路
直到这时我才知道,三哥在沈阳就已经参加革命了。到哈尔滨后,他很快与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结识了胡铁桥。胡铁桥是山东北海地委派到哈尔滨发展组织的,他的公开身份是教书先生。他和他爱人李秀峰在牛甸办了一所初小学校。白天李秀峰教学生文化课,晚上胡铁桥教夜校工人。我也在夜校读书,常听胡铁桥讲苏联红军的故事。
三哥以工人身份为掩护,在造船厂暗中发展组织。因为他聪明有心计,办事稳重,技术又过硬,在工人中很有威望,所以,造船厂的党组织发展得很快。哈尔滨地下工委成立后,胡铁桥担任工委书记,三哥担任组织委员兼造船厂党支部书记,赵孝文、马臣海、李喜秀、房洪利等都是当时的支部委员。他们经常在一起秘密开会,让我站岗放哨。我知道他们是在跟日本人斗争,也愿意为他们做事。在他们的引导和影响下,我逐渐走上了革命道路。
大哥为非作歹
大哥在沈阳混不下去了,也来到哈尔滨江北造船厂。大哥叫李喜胜,字少孔。自从哥儿几个闹翻后,我们就很少来往了。大哥也很聪明,在沈阳车辆厂当工头时技术也很好,但很少有人跟他合得来,主要因为他性格清高自傲,而且张狂,说话办事大大咧咧的,一点儿也不像我们家人。到造船厂后,他看到一些同乡受到器重,心里很不服气,因为很多人曾经在他手下干活,现在让他听从这些人的指挥,他感到太没面子,就一赌气离开了造船厂。在社会上游荡了一阵子后,他很快与日本宪兵队的一个小排长勾搭上了。他靠通风报信献殷勤得到了那个小排长的赏识,那个小排长也就成了他为非作歹、勒索财物的后台。一些倒卖烟土和粮食的商贩为了少惹麻烦,还经常主动地给他送些钱物,所以,他在哈尔滨混得挺“滋润”。
我有一个同乡,外号叫王胖子,他在哈尔滨道外区开了一个小铸造厂,因为材料、水电都紧缺,要维持生产得应付许多人的勒索,干完活还经常要不回来钱。为了找个靠山,王胖子想到了大哥,他让大哥入伙小铸造厂,说赚了钱,两个人分。大哥就去那个小铸造厂当了经理。从此,没人敢欺负王胖子了,工厂也开始赚钱了。可是,王胖子只给大哥分了一部分钱物,说其余的给他攒着;到年底又告诉他,给他攒的钱物都让“老毛子”(苏联红军中许多扩编人员是战俘,有的战俘恶习不改,偷抢老百姓的东西,被老百姓称为“老毛子”)抢走了,大哥一怒之下把王胖子杀了。
在这之后,他又干了一件坏事。房东赵世江家有个独生儿子,还有个残疾弟弟。赵世江给他年幼的儿子找了一个媳妇。这个儿媳妇比儿子大几岁,成亲前,就在赵世江家里洗衣做饭,伺候一家老小。大哥没事就跟人家儿媳妇闲聊,两个人眉来眼去的很快就混熟了。有一天,大哥趁赵世江不在家,就偷偷地把那儿媳妇给领走了,没承想被赵世江的残疾弟弟看见了。赵世江知道后不依不饶地找大哥要人,大哥就让当地警察把赵世江的弟弟抓起来打了一顿,叫他少管闲事。赵世江的弟弟本来就有残疾,挨了一顿打后一股火上来病死了。
为了让大哥安分些,地下工委派人把他送到三棵树水泥厂(那是1945年8月初,日本人快投降了,三棵树水泥厂已经被地下工委接管)闲置的厂房里关起来。可是没过多久,大哥又偷偷溜出来。他在矿机厂附近发现了胡铁桥、三哥和李喜秀等人。因为地下工委收缴了他的枪支,他心怀不满,扬言要报复地下党成员。为了党组织的安全,地下工委决定除掉这个隐患,并由三哥负责处置。
三哥回家征求了家里人的意见。父亲、三姐和我都认为,大哥作孽太多,不被共产党枪毙也得被老百姓打死。于是,三哥安排马臣海、房洪利、阎书庆等人在水泥厂附近把大哥处决了。“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说我和三哥杀人灭口;可也有人说我和三哥把大哥保护起来了,大哥根本就没死。大哥的孩子们尽管由我和三哥分别照顾了许多年,但至今对此事仍不理解,不愿意跟两个叔叔来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