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山那水》壹 堪比小岗村的划时代意义
2017年10月09日 19:26 《那山那水》 红旗出版社
余村人至今仍然怀念俞万兴、陈其新和后来的潘领元、赵万芳、陈长法、潘德贤、鲍新民等老一代村干部,因为在他们手上,余村村民第一次喝上了自来水,余村成了首批“电视村”“电话村”。
现任支书潘文革告诉我:“通过开矿、建水泥厂,老一代村干部领导的余村靠挖石头、卖石头,年收入很快达到了一二百万元。余村开始一次次被评为全镇、全县的‘首富村’,余村人也从那个年代开始,脸上有了光彩。但也是在那个时候,我们一方面不断在外面获得这荣誉、那奖状;另一方面,百姓也对环境的破坏、矿山的伤亡事故怨声载道。尤其是村民惨死的场面、乡亲病逝的悲痛情景,太多、太痛地刺伤了大家的心。所以,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村干部们开始反省,逐步提出了关矿、关厂的想法。但习惯了靠山吃山的余村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就找到新的赚钱之路?所以,停停关关、关一开一、开一停二的日子持续了好一段时间,余村的集体经济收入也一直在二百万元左右的水平上徘徊。此时,安吉县委县政府力排众议,率先提出了“生态立县”的主张,余村的发展思路开始从单一的开山挖矿致富,被动地转向开发旅游资源、走绿色生态发展的路子。
时任县委书记戚才祥带领安吉县委,对过去的老典型余村的发展给予了建设生态村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专门请来专家为余村设计了一个结合山区特点、因地制宜发展生态旅游的《余村村庄规划》。2000年7月5日,县委还在余村召开了“首个生态型山区村庄”建设研讨会。“其实,当时戚才祥书记提出生态立县的口号时,他和县委压力都非常大,有领导就当面责问他:安吉GDP倒数第一,你提生态立县能当饭吃吗?在这种情况下,县委也想通过余村这个老典型,在生态立县、立乡、立村上有所突破……”安吉县和浙江省的多位老干部都曾这样说:其实生态立县、生态立省这条道路并没有像现在大家所看到的那么平坦、那么简单,甚至可以说,它从一开始就非常艰难,因为它关乎我们要从走了几十年的传统发展道路上,转到一条全新的发展思路上来。
中国,世界上人与自然关系最紧张的国家之一,世界上近五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均资源拥有量远不及世界平均水平。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传统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
浙江的同志绘声绘色地向我讲述了许多在今天听起来不可思议的事—
浦阳江是浙江境内的一条重要河流,自古以来,就有“歌水画田”之说,尤其是元代大文学家柳贯的一首《潮溪夜渔》,将浦阳江描绘得像位“梦中情人”一样,令人朝思暮想。但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千村万户参与的水晶加工业,使得这条美丽的江河,渐渐变成了“墨水河”“牛奶河”。有位在江边长大、后来成了著名学者的上海教授,看到故乡的河变得如此不堪,一气之下,二十年不曾回过老家。在浦阳江边居住的七旬大妈王蓝英,不到三年,就眼睁睁地看着四位邻居相继罹患癌症去世。有一段时间,浦江民间曾流传着这样一则令人心惊肉跳的传闻,说杭州半山的浙江省肿瘤医院病房里,尽是说浦江土话的病人……
“江河咽,人愁绝。浊污横溢随城堞。船无泽,山凋色,乱花明灭,一川烟积,泣,泣,泣!”一位当地诗人这样悲号。
王蓝英等数十名妇女,连续七年奔走呼吁,县里也曾组织了几次声势浩大的水晶治理整治行动,但却屡屡以失败告终。
原因并不太复杂,有厂家也有工商税务的阻力,自然更有政府部门的人拿地方的GDP指标和利税数据跟你说话,于是其他的所有努力化为乌有。
浦阳江的沉沦,在浙江并不是最触目惊心的。就在习近平同志巡察余村的前几个月,浙江另一个地方还闹出了一桩惊动中南海的大事,这就是有名的“东阳画水事件”。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东阳市农药厂在若干年前就在寻找新址要搬迁,后经市政府批准新址定在南郊画水镇的王村附近。由于那里是村镇密集地区,周边有好几万百姓,所以听说要在自己家门口建农药厂,民众就闹了起来。百姓与政府交涉几次无果后,政府方面通过强制手段,硬把事情压了下来。事过三年,已经投产的农药厂成为当地百姓的一块心病,但东阳市政府为了抓经济,增创利税,又打算在王村附近建工业园区,再建几个类似农药厂的生产基地。这下周边的村民不干了,纷纷聚集起来,在通往厂区的路中央搭设帐篷,整日整夜地守着,举着“我要生存,我要环保”“我们也有子孙后代”“还我们一片洁净的空间”等写着标语口号的横幅。东阳市政府见无法实施原计划,便多次派工作组前去劝说百姓,皆无果而归。如此“拉锯”数日后,市政府决定采取措施,在4月10日凌晨3时许,以“打击阻碍正常生产,拆除非法搭建物”之名,组织了两千多名公安、治安、城管、运管以及社区干部等,冒着蒙蒙细雨,在市委书记和市长的带领下,分乘五十多辆大客车、十多辆小车,来到王村,进行强制拆篷、疏散、整顿。熟睡中的老百姓一应四起,纷纷从附近赶来……顿时,石头、棍棒、锄头雨点一样,向前来拆除、驱赶的工作人员袭去,而另一方的催泪弹、警棍等也同时朝失去理智的人群抛来……“混战”持续了四个多小时,毁掉车辆数十辆。
事后,东阳的干部说:“画水事件”就是政府太想求GDP,而百姓不愿再走“有毒的致富之路”。
“老实说,世纪之交的那些年里,我们真不知该抬腿往哪条发展路上走。写报告,计成绩,离不开GDP。但到下面一走,看看小时候曾经碧绿清澈的河水,唉,怎么就成了‘墨水河’了呢……”嘉兴市的一位老领导感叹道。
“所以,有人说习近平同志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论,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重要创新成果,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指引。”浙江社科界的专家这样说。
呵,这样的认识,这样的理解,在安吉,在浙江,要比其他地方早上几年!这是因为,他们在十多年前就有了一位高瞻远瞩的省委书记。
人民始终记着:
——记着毛泽东帮助他们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穷苦人翻身做了主人;
——记着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领着他们解决了吃饭问题,在争取小康生活的道路上奋进;
——记着习近平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一系列重要思想,给他们指出了一条持续发展、生态致富的康庄大道……
马克思曾经说过,革命的领袖是在革命的伟大实践中诞生的。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的中国梦思想,一代代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袖们,就是这样在一个个不同时期的伟大实践中产生的。
早在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署名文章,提出了“生态兴则文明兴”这一重要思想。
担任党的总书记之后,习近平多次讲到,我国生态环境矛盾有一个历史积累过程,不是一天变坏的,但不能在我们手里变得越来越坏,共产党人应该有这样的胸怀和意志。掷地有声的话语,体现了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宣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决心,更担起了一份特殊的历史重任。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科学论断,贯穿在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中,打破了简单地把发展与保护对立起来的思维束缚,生动地讲述了发展与保护的内在统一。
世纪之交的浙江大地,当时正发生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思路和发展形态:一种是继续以破坏生态为代价的所谓“高速经济”,它的“亮点”是可以在“百强县”“亿元乡”的名单上登榜,当然这些地方的干部被提拔重用也会更快些;另一种是寻找新的出路,将生态经济作为未来发展的方向,当然这些干部因为GDP上不去,很可能官位一直“原地踏步”。两种思路、两种作为,冲突很大,甚至在有的地方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
我的故乡苏州,与浙江的安吉仅一湖之隔,有些地方仅是一河之隔。我记得有一年回乡探亲,听说我们苏州的丝绸之乡盛泽与邻境的嘉兴某村发生了一起群殴事件,一直闹到北京。
事情是这样的:突然有一天早晨,盛泽人发现,他们那些丝绸企业排污的河道麻溪港被浙江方面的几十只装满黄沙的水泥船堵住了。河道堵了,意味着从盛泽那些丝绸厂排出的污水将倒灌到盛泽的河里、田地,甚至进入民房和工厂的车间。这还了得!
“他们不让我们办厂,我们就跟他们拼了!”盛泽方面的老板和农民们摩拳擦掌、义愤填膺,纷纷拾起棍棒和铁器,向堵塞的河道处奔去。但盛泽方面的“战斗队伍”很快发现,浙江方面的人更多,他们早已在麻溪河道上严阵以待,且决意死战到底……
两个省界的一场数百人参与的群殴与械斗现场僵持了很久,直到江浙两地的公安人员及时赶到,才避免了一次血流成河的惨剧。
尽管在中央和江浙两省有关部门的调停之下,械斗群殴暂时得以平息,但盛泽人与麻溪港人各执一词,互不相让。盛泽人说:浙江人不想让我们办丝绸厂,就是要我们的命,我们就以命抵命!处在下游、吃了十几年有毒之水的麻溪港人这回说什么也绝不让步,道:你们想发展、发财,让我们喝毒水,呸!从今天起,没门了!反正一个死,与其被毒死,还不如拼个你死我活!
……
那些年,浙江不少地区的企业同样不顾一切地在追求GDP而不惜破坏生态、破坏自然和祖宗留下的绿水青山,致使群山秃皮无林,江河死鱼泛滥,出现了一个个“癌症村”“怪胎村”“早死村”……耸人听闻。即使在余村近邻,也有人提出“开山劈岭,三年赶超‘首富村’”的口号。
区区余村,恰逢在这样的环境下,能不能顶住压力,其实是一场需要勇气和智慧的生死抉择。
“我是2005年3月刚刚接任村支书职务的。”鲍新民向我介绍,“那时村里的几个污染严重的石灰窑都先后关了,连水泥厂也在考虑关停阶段。从环境讲,确实因为关停了这些窑厂后大有改观,山开始变绿,水也变清了很多,但村集体的经济收入也降到了最低点,由过去的二三百万元,降到了二三十万元……这么点钱,交掉这个费、那个税,别说给百姓办好事,就连村干部的工资都发不出了。过惯了好日子的村民们开始议论纷纷,甚至有人当面指着我的鼻子骂骂咧咧:你们又关矿又封山,是想让我们再去过苦日子吗?有好几次,我站在村口的那棵老银杏树前,瞅着它发新芽的嫩枝,默默问老银杏:你说我们余村的路到底怎么走啊?可老银杏树并不回答我。那些日子,我真愁得不行,做事也犹豫不决……”鲍新民的内心其实丰富细腻,其心灵的闸门一旦打开,情感便如潮汐般汹涌而出—
“余村真正开始关窑转产是从那年国家的‘太湖零点行动’开始的,那时几乎所有难事都要我亲自去处理。可以说,关个窑停个厂,远比开窑办厂复杂得多!”鲍新民理理头上的银丝,苦笑道:“这些白发都是在那个时候长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