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易行难王阳明》书摘
2016年07月28日 13:09 红旗出版社 富杰
文天祥最著名的诗作是《过零丁洋》,其中有“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的佳句。这首诗也与万安有关,惶恐滩就在这里。
惶恐滩又名“十八滩”,位于赣江的上游,是赣江上游最后一个锁口,暗礁林立,水流湍急。“十八滩”指的是赣江自上而下分布的白涧滩、茶壶滩、良口滩、昆仑滩、武索滩、棉津滩、漂神滩等十八个险滩,惶恐滩是最后一个。王阳明就是在经过惶恐滩时,遇到麻烦的。
他的座船刚刚进入惶恐滩,就看到前方的江面上停满了商船,挡住了他的去路。他不明白这些商船为什么停滞不前,便派随从上岸询问,原来,前方不远处有一伙山贼正在江面上打劫,收取来往船只的“保护费”,商船们不敢经过,只好停留在这里。
他听了,沉思片刻,令人升起巡抚的号旗,然后行驶到商船当中。商船们见有一只悬挂着巡抚号旗的官船靠了过来,知道是巡抚大人来了,纷纷站在船头向巡抚大人喊话,请巡抚大人为他们做主。他走到船头,要求所有商船听他的号令,列成战斗阵型,然后一起擂鼓呐喊着向前驶去。
船队很快就行进到了山贼拦江打劫的地点。王阳明站在船头上,望见前方的江面被山贼拦住了,两岸站满了手持棍棒的贼众,他们衣着破烂,面容憔悴,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实在很难将他们与拦路抢劫的山贼联系起来。这些山贼早就看见了巡抚号旗,正在迟疑,又望见几十艘商船排着整齐的队列,锣鼓喧天地开了过来,以为船上都是巡抚带来的官兵,大惊失色,纷纷逃窜。王阳明见了,急忙命令随行衙役追上去,截住了他们的退路。山贼们见无路可逃,又不敢反抗,纷纷跪下投降,诉苦说只是因为生活窘迫,才不得不铤而走险。
明朝建立初期,朝廷严格限制人口的迁徙和流动,为此专门出台了严厉的法规。到了明朝中期,农民承担的税赋日趋加重,再加上连年不绝的自然灾害,农民们为了活命,被迫离乡背井,最终沦为流民。当时的赣南地区,还是地广人稀的局面,有大量尚未开垦的荒地,吸引了来自赣中、闽西和粤北的大量流民。几年之后,流亡到赣南落脚的流民越来越多,后来的流民无地可种,没有生活来源,只好“相聚为盗贼”,成了占据山林打家劫舍的山贼。
到了正德年间(公元1505—1521年),赣南已经发展成为官府无法管控的“贼区”。据记载,这里的山贼“将家属妇女什物俱各寄屯山寨林木茂密之处,其各精壮贼徒,昼则下山耕种,夜则各遁山寨”,“恃险凭高,巢窟其中,因而剽掠居民,攻陷城邑,害及四省”。最近几年,赣南地区连年遭遇自然灾害,大量原本以种地为生的农民,在自然灾害的摧残下,生活陷入绝境,被迫上山加入山贼团伙。本来按照朝廷制度,遇到自然灾害,地方政府应该
尽快开仓赈粮,救助灾民,但是由于灾害频发,地方政府力不能及,结果怠于赈灾,导致民
愤难平,占山为贼、对抗官府的人越来越多了。
王阳明认为,这些占山为匪的人里,有一些的确是专门以打家劫舍、对抗官府为业的“顽匪”,但大部分还是如在惶恐滩打劫商船的被迫占山为匪的流民。官府应该用不同的政策对付他们,对于职业“顽匪”,应该绝不手软,坚决围剿,斩草除根;对于被迫为匪的流民,应该予以抚慰,一面开仓赈粮,帮他们渡过难关,一面妥善安置,引导他们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
想到这里,他站在船头高声说道:“本抚已经了解了赣南的灾情,一定会想方设法开仓赈灾。你们原本是安分守己的良民,了解朝廷的法度,竟敢聚众闹事,打劫商船,不怕本抚捉拿问罪吗?本抚知道你们的难处,知道你们也是生活所迫,才做出这等不法之事,因此赦免你们的罪过,概不追究。你们应当尽快各回各家,静候官府安置,不得再做违法乱纪之事。”
这些山贼本来就没有反抗朝廷的胆量,只是被逼无奈,希望通过打劫商船获得一些养家糊口的钱财,如今已经被巡抚大人包围,按理必然会被逮捕治罪,但巡抚大人却不逮捕他们,还许诺要安置他们,他们哪里再敢造次?于是,纷纷跪下磕头,然后一哄而散了。
到了位于赣州的南赣巡抚衙门以后,王阳明又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发现南赣地区之所以山贼活动猖獗,除了流民众多、天灾频发之外,还有“人祸”的因素:地方官不能秉公断案,使百姓有冤无处伸;百姓负担的税赋太重,山贼反而能得到官府的“安抚金”等。针对这种情况,在写给朝廷的奏章里他有如下描述:
夫平良有冤苦无伸,面盗贼乃无求不遂;为民者困征输之剧,而为盗者获犒赏之劝;则亦何苦而不彼从乎?是故近贼者为之战守,远贼者为之乡导;处城郭者为之交援,在官府者为之间谍,其始出于避祸,其卒也从而利之。
这种局面令人震撼不已,相比于官府,百姓更愿意投靠山贼,因为投靠山贼不仅能避祸,还可以获利。于是,胆小的人成了山贼的向导,而胆大的干脆加入了山贼团伙,就连官府的差役都成了山贼的间谍。如此一来,官兵剿匪,内有内鬼,外无支持,怎么可能取胜呢?这种局面已经关乎到了民心向背,朝廷不仅没有了权威,甚至都要丧失统治基础了。
如此种种,都说明一个问题:王阳明肩上的担子不轻,可谓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