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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王錡《寓圃杂记》提到唐、宋、元官妓之害，言称“唐、宋间，皆有官妓祗候，仕宦者被其牵制，往往害政，虽正人君子亦多惑矣。至胜国【元】时，愈无耻矣。我太祖尽革去之。官吏宿娼，罪亚杀人一等，虽遇赦，终身弗叙。其风遂绝。”总的意思就是唐、宋两朝官妓害政，元朝更是无耻都很，而我朝英明神武之太祖皇帝，革除官妓并严禁官员宿娼，使得千年积弊一朝清绝天下从此沐浴教化矣。

看着这段自得的文字，不由想起明人《笑府》里的一则轶事，是宣德年间名妓调笑内阁三杨的段子【三杨即宣德年间内阁辅臣杨荣、杨溥、杨士奇三人】。据说“三杨当国时，有一妓名齐雅秀，性极巧慧。一日令侑酒，众谓曰：‘汝能使三阁老笑乎？’对曰：‘我一入便令笑也。’及进见，问来何迟。对曰：‘看书。’问何书，曰：‘《列女传》’。三阁老大笑。曰：‘母狗无礼。’即答曰：‘我是母狗，各位是公猴。’一时京中大传其妙。”距洪武时期只二十余载的宣德年间，当朝一品就已经和女妓搅和在了一块，看来明代官员和妓女的关系也不是传说那般干净。不仅职官，当时甚至有宦官挾妓为乐者，史载天顺元年(1457)，大同镇守右少监韦力转，“宴輙命妓为戏，僭用金器若王者，及强娶所部女为妾。”被人告发最终却未予责罚，成化朝仍监军大同。

其实回顾唐宋时期的官妓制度，只唐代一朝才算的是官妓盛行的时代，而到宋代，官妓之风较之前代还是稍杀的。唐代士人多好美色者，杜子美穷的快没饭吃了，身边还带着个小妾。李太白晚年栖身旅舍，竟有妓女半夜慕名投奔，元稹和白居易两大才子为抢一个官妓闹得很不愉快，这都是唐人风采千古传诵的雅事。但延至宋代，虽然官妓仍存，朝廷方面对官员消费官妓却是不鼓励的【怕公费嫖公娼？】，出场只能听听曲助助酒兴，搂着睡觉却是不可以的。自仁宗年间开始，名为“踰滥”的宿娼行为一经查实，会影响当事者仕途的发展。所以后人称：“宋时阃帅、郡守等官，虽得以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南宋有名的道德大拿朱熹奏劾唐仲友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仲友与官妓严蕊“踰滥”，为此还将严蕊抓起来试图屈打成招，结果给自己留下了洗不清说不明的历史污点。

元人继续宋代遗风，官妓这一行当林林总总的继续存在着。不过元代的官妓更像是一些拿着官方执照营业的合法私营妓女，和唐宋官营妓院略有不同。元代的一些官妓直接继续自南宋，像至元二十一年(1284)七月，刚刚被征服的南宋故地岭北湖南道【今湖南省】，有“管妓乐管勾”一职，专门“掌管差拨妓女文历”，设立机关管理当地妓女，可见战后该地的官妓之盛。当时有过往的使臣“索要妓女宿睡”，就会由管勾“差拨应付”，指派官妓上门服务，这一惯例可能是延续南宋的积习。但不久之后这一情况就被上报了元朝中央，最终引得元廷下文规定，“今後若有似此【索要妓女】污滥搔扰各处，官司之人，常加体察禁约施行。”即严禁使臣过往地方邀妓寻欢。当年十二月，为遏制官员尤其是办差来往官员于公干期间宿娼【看来出差招妓是个历史痼疾啊。。】御史台又专门下文规定：“照得不畏公法官吏人等，每因差使去处，公明轮差娼妓寝宿。今后监察御史、按察司严行纠察，如有违犯之人，取问明白，申台呈省。其应付娼妓官吏，与宿娼之人一体坐罪，仍送刑部标籍过名。”规定愈发的严格起来。

官方的”妓“不能染指，色痨的士大夫们便又将目光转向了民间的倡优。当时的倡优，“伎乐曰倡，谐戏曰优。所谓伎乐歌舞之家也。”多是些标榜卖艺不卖身的雅妓。她们只应酬不上床，所以多才艺，容貌反而其次，像元人《青楼集》所言当时名妓：和当当“貌虽不扬，而艺甚绝。”赛帘秀中年以后都失明了，因为“声遏行云，古今绝唱”为士人所喜。陈婆惜“貌微陋，而善弹唱，声遏行云”。米里哈则是“貌虽不拘，回回旦色，妙入神品。”以上诸妓容貌虽简却多有才艺，足见元代士人畅游倡优，多侧重“弹唱歌舞”、 “谈笑诙谐”，色艺无双是再好没有的，倘是有艺无色，仍可博得时赏。因为雅妓们高挂“卖艺不卖身”的广告，眼神里溢满“风流”二字的士子官吏们立马纷至沓来，进妓院就说会笔友我们在做高雅的事情你们想歪的话是你们太龌龊了。不过随着士人尤其是有官身者频繁的出入倡优会所，大元官绅们一时有斯文扫地之忧，无奈何官场也忙忙贴出规定：“诸职官频入茶酒市肆及倡优之家者，断罪罢职。” “诸职官与倡优之妻奸，因娶为妾者，杖七十七，罢职不叙。”糊窗户窟窿一样随破随补，对官员出入倡优之地进行着立法控制。

不过我朝的传统，历朝历代都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干活。即使是自诩“本朝政体度越前代者甚多”、“宿娼有禁”的大明朝，也有内阁三杨拥妓的佳话流传。原本就习惯将百官当羊放养的元代朝廷，对官员挟妓宿娼的行为往往也是睁一眼闭一眼假装瞧不着，时常有搏位成功转型贵妇者，像元末顺帝嫔妃凝香儿，甚至混到了后宫宠爱。【凝香儿，本部下官妓也，以才艺选入宫，遂充才人】《青楼集》里就曾记载众多和妓女相好的大元官员的风流佳话。像杀马取肠博顺时秀欢心的玉元鼎，和曹蛾秀“羲之、伯机”相呼的鲜于枢，其光辉事迹都为当时文人雅士所传颂。《辍耕录》“先辈风致”一条，著名学者“龙麟洲先生过福建，宪府设宴，命官奴小玉带佐觞”【“今以妓为官奴，即官婢也。”】龙麟洲是当时很有名望的学者。“宪府”即福建廉访司。身为严肃风纪的监察机构的廉访司招待学者都要妓女陪酒，于时世风可见。当时的一些官员甚至不顾禁令，娶了妓女进家，也是无甚干系。像“李翠娥，维扬名倡也。石九山万户纳置别业。” “王巧儿，京师上色也，陈云峤同知与之狎。”后娶为妾室。“汪怜怜，湖州角妓也。”涅古伯经历“遣媒妁，备财礼，娶之。”甚至当时的民间杂剧《荆楚臣重对玉梳记》中，也有书生荆楚臣与妓女顾玉香相恋，后来荆楚臣当上县令顾玉香成为诰命夫人的故事，也算的是一种官员娶妓女社会现实的文学反映。

但娶妓女或者和妓女有染，在需要道貌岸然装裹自我的封建官场上仍是一个为人诟病的隐患，对政治对手来说，起码多了一个冠冕堂皇的道德理由来打击你。像大德八年(1304)，河南都镇抚哈剌“因差于归德府馆驿内安下，唤倡女申燕哥宿睡后娶为妻。量决五十七下。罪遇释免，解任别仕，申燕哥离异。”因为娶了低贱的妓女为妻有失官员身份，哈剌被判免职还被迫和倡女出身的妻子离了婚。又有山东名妓金莺儿，“美姿色，善谈笑，挡筝合唱，鲜有其比。”山东肃政廉访司佥事贾固对其一见倾心，与之交往甚昵，后来贾固官升陕西诸道行御史台御史，不能忘情，作醉高歌《红绣鞋》曲以寄之。曲曰：“乐心儿比目连枝，肯意儿新婚燕尔。画船开抛闪的人独自，遥望关西店儿。黄河水流不尽心事。中条山隔不断相思。常记得夜深沉人静悄自来时，来时节，三两句话。去时节，一篇诗。记在人心窝儿里直到死。”贾固身为高级监察官员，却对一个风尘女子如此钟情，远隔关山仍为之书曲诉衷肠，在封建官场被视为异类，不久就被上级监察官员弹劾罢官，可这段爱情佳话却一直在山东流颂，到了明初仍被传为美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