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方式

　　120年前，一位老外的中国之旅，会有哪些特别的见闻？

　　1894年，爱丁堡大学医科毕业生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1862-1920），自上海沿长江到重庆，然后徒步前往缅甸。他的沿途见闻，写成《1894，中国纪行》。莫理循不会说中文，也没有同伴和翻译，这趟旅行是靠着母亲寄来的四十英镑完成的。

　　莫理循是在澳大利亚出生的苏格兰人，1887年，他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医科，酷爱探险和旅行，曾任《泰晤士报》驻远东特约通讯记者。

　　莫理循是近代中国多事之秋的见证人，亲历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日俄战争、辛亥革命、袁世凯复辟等重大历史事件。他写下了很多关于中国的报道，以“北京的莫理循”闻名西方世界。

　　《1894，中国纪行》；中华书局

　　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著；李磊/译

　　莫里循的中国旅行结束之后不久，甲午中日海战爆发，中国惨败，古老帝国的命运旋即跌入谷底。

　　莫理循对光绪甲午年中国社会风俗人情的重要观察，为读者呈现出了一幅独特的晚清社会风俗画卷，其中关于长江木船航运和西南丝绸之路两大主题的细腻描写和记录尤为珍贵精彩。

　　而在鼎沸的历史浪潮到来之前的那一刻，莫里循笔下的中国人呈现出怎样的面貌？

　　从他笔下这一幅没有装饰的中国的古老图景中，可以看到1894年中国的民众风貌、市井风情，以及在那个巨变时代中，一个古老国度也面临的变化和挑战。

　　【穿着：中国式冬装】

　　●我穿上温暖的中国冬装，在帽子内侧系上一条辫子，像一个中国人一样旅行，没有比这更舒坦的了。我有单独的一间小客舱，当然也有专用的卧具。每天给中国管事一墨西哥元，“洋食品”就会从酒吧送到房间。想以这种方式旅行的人，只要收拾起傲慢，背上拖一条辫子，就只需花销穿洋装的欧洲人的四分之一旅费。

　　中国旅行的装束

　　【见闻：茶、母亲的权力、记忆力】

　　●米饭是我的主食，鸡蛋、家禽和蔬菜也丰盛而便宜……我随身带着几听外国罐头以备不时之需。我特别留意不喝生水——我喝茶。华人绝不喝任何冷的东西。每隔半小时或一小时就会遇见客栈或茶馆，在那里茶几分钟就泡好。碗里放一撮茶叶，用开水随时反复冲泡，这样的茶，价格是两文—等于二十分之一便士。

　　●中国的法律和习俗都赋予母亲对儿子绝对的权威，无论儿子年龄多大、地位多高。圣谕说：“父母即如天地一般，春来发生，也由得天，秋来霜下，也由得天。父母生出来身子，好也由得父母，歹也由得父母，说甚么长短。”

　　当时的中国女性风貌

　　人们相信，正是这条赋予中国母亲以如此权力的法律，倾向于取消另一条法律，那条法律赋予中国丈夫对妻子的绝对权力，甚至包括某些情况下对其生死的权力。

　　●中国的电报员能快速把电码本的主要部分牢记在心。电码本于是放在抽屉里成了多余之物。云南城一个姓蒋的二等中国报务员声称，全部一万个代码及其对应汉字他都记得。

　　【交往：中国人的礼貌】

　　●在我遇见过的所有人中，我觉得中国人是最有礼貌的。就说我那没受过教育的老黄，既不会读也不会写，却是举止谦和，态度端庄，善解人意但绝无奴颜婢膝，我亲眼见识的这些品质，一直让我感到高兴。

　　至于受过教育的阶层，我肯定地认为，中国人的那种细腻文雅，世界上无人可及。他们在任何礼仪场合的一些最细小的言行，都遵循着精细的规则。举个实例，比如验关检查的程序，外国人都要经历，这就是中国的真正礼仪的一个为人熟知的例子。

　　任何检查站里，总会有一个教养良好的华人，由于跟你初次见面，于是跟你寒暄，首先是问你的年龄：

　　“贵庚几何？”

　　“虚度不少春秋了，”你委婉地回答。

　　“何处高就？”

　　“贱业行医。”

　　“尊姓？”

　　“敝姓莫。”

　　“几位令郎？”

　　“唉！天命不济，至今尚无小犬。”

　　但是，如果你老实地说出你是几个儿子的令尊，对方就会抱拳拱手，郑重地说：“先生好福气，可喜可贺。”然后他继续问——

　　“几位千金？”意思是有几个女儿。

　　“丫头，”你得耸肩歉然答道，“倒是有一群。”

　　谈话就这样继续下去，问得越细，询问者越有礼貌。

　　【花费：上海到八莫，花不了20英镑】

　　●从重庆经由陆路到八莫（缅甸北部城镇）有一千五百二十英里，跟重庆到上海一样远。全程刚好用了一百天，因为我故意耽搁到一百天来完成旅行。这趟旅行很好地说明了中国人天生的责任心，自始至终，我雇用过的苦力没有一个不履行协议，一些多出来的事情，他们也照样去完成。我在八莫和我的伙计们清账。我给老曾四百文整数，让他找零。他立即胸有成竹地在桌子上排开一些铜钱，摆成算盘的样子，又在一张纸上写下一些象形文字，他得出一个运算结果，由此证明我欠他四百文，这样一来，账目就算完全平衡了。至于我自己的开销，我在腾越给了老曾一千一百七十五文，在八莫再给他四百文，这样，我在两地之间的九天行程里，总的个人开支没有超过三先令。按上海到八莫的整个旅程来算，花费也在二十英镑以下，还包括了我的中国服装。如果我在途中节俭一点，估计整趟下来不会超过十四英镑。如果我随身多带一些银子，总的旅行费用还会进一步减少。我在云南城把多余的银子换成黄金，在缅甸卖掉，获利百分之二十；我在腾越以十一便士比值买进的卢比，在八莫比值为十三便士。至于我在内地花二英镑五先令买的古董，当我回到文明世界时，有人出价十四英镑。无疑，穿越中国的旅行，是全世界范围内所能实行的最便宜的旅行。

　　路上的运茶工

　　在莫理循的中国之旅结束120年后，因为译者李磊，我们读出了全新的《1894，中国纪行》，李磊为这本书增加了近五百条注释，甚至，他还带学生，走了一段莫理循走过的路——他的注释，不仅立足与历史的客观，也立足于现实的客观，作者陈锦在一篇书评中，做了有意思的解读——

　　译注里的考证与行走

　　陈锦/文 

　　一百二十多年前，澳大利亚人莫理循沿长江逆流而上，他边走边记，事无巨细，还时不时发表对中国的见解。

　　“两个甲子”年后，浙大教授、大理人李磊，出于对中国这个古老帝国风土景致的万千厚爱，兴致所致，重译了莫理循的游记，交由中华书局出版，取名《1894，中国纪行》。

　　各人知识储备和兴趣点不同，李磊关注人文历史地理，那些绝大部分业已消逝但在莫理循的描述中复活的百年前的风俗人情、自然人文环境，尤能引起李磊的兴致。译者凭借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生长于斯的地利优势，查阅逾百种中英文罕见档案资料，为全书增加了近五百条注释，散布于全书的莫理循原书未注的引文，译者都详细加注，“此句引文见于”“以上引文出自”多次出现，使得这本游记具备了可靠的学术品格。

　　我关注的李磊的译注有几类：一类是纠正通常偏见、增加知识或引起回忆的，一类是对原书说法加以修正的，一类是对今日遗迹情况加以说明的，一类是对原书作者的言论加以评说的。下面分别举例说明。

　　一、纠正通常偏见、增加知识或引起回忆

　　比如第3页注1“中国西部”等，让我们了解了这一地理名词背后的历史含义，纠正了通常的理解偏见，以为仅指包括西藏、新疆、青海在内的地理方位。类似的注还有第233页注1“印度支那”。先前以为这是当时日本人对印度的蔑称，看了李磊的注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指东南亚大陆（中南半岛）。

　　又如第5页注1“洋食品”、第12页注3“那摩温朋友”等。我是第一次听说还有“洋泾浜英语”。译者不仅精通现代英文，对近代中国混杂中英表达的这样一种“中国式英语”也了如指掌，这不得不让我们心生佩服。还有第49页注4对乌江船、第134页注2对豆沙关著名古迹“僰人悬棺”、第193页注1对中国古建筑中“御路”、第216页注5对“马嘉理案”、第242—243页注2对中国电报史中“被人遗忘的天才”威基谒的补充说明，都让我们增加不少知识。

　　又如第177页注1“锔瓷”，农村俗称补锅补碗。我小时候见过补好的碗，李磊的注详细描述了此等手艺的整个过程，生动得让我似乎亲历了。第211页注2，李磊注“云南奶酪”为“云南乳饼”，既准确又贴切，重要的是还引起我亲切的回忆，想起我们一家人在大理城旅游时，吃云南十八怪之一——“牛奶做成扇子卖”的油炸乳扇的情形。

　　二、对原书说法加以修正

　　有些注是对原书的错误加以修正。

　　如第14页注2，指出莫理循的雇用协议的时间，“二月”为“正月”之误。第41页注2，指出歇后语“瞎眼鸡叼虫”的后半句是“碰运气”，并非徒劳的意思。第44页注1，指出作者对陈寿龄长子馨德的“翰林”为大清“最高学位”等说法不确。第192页注1，莫理循原文误以为城隍庙里供奉的是“知府和知县”，译者指出“此说不确”，城隍庙应该供奉的是“已故忠烈”。第212页注1，指出原书插图说明性文字“云南城大东门”的方位错误，“忠爱坊在昆明南门外，而非大东门外”。第241页注1，对原文“卫星围绕太阳”指出应作“行星”。第300页注1，指出作者描述的是杨玉科的私宅而非衙门。第366页注1，指出英文原版错误，5月31日应为5月13日。第224页注2对李必昌行状、第227页注2对“中国第一条电报线”、第298页注4对“段氏大理国”、第303页注1对洱海赶集“小三月街”及大理三月街的考证和修正等，足见译者之心细和严谨，以及丰富的学养。

　　三、对今日遗迹情况加以说明

　　莫理循所走之路，按李磊的讲法是“蜀身毒道”，不仅偏僻而且危险。但李磊和在他影响下的学生就是喜欢这样的体验。译书编辑过程中，译者和几个学生组成一个小分队，对莫理循的文本进行“译者体验回馈解读”，实地考察了莫理循走出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结果订正了几处地名和桥梁名，达到了一种阅读上的“时空交互体验”。

　　这次考察的结果也体现在译者的注里。第139页注3，指出原书所描绘的双孔石桥的位置所在，并说“所述石桥今尚存”。第142页注1，说大关垴村“今存檐坎、马蹄印等遗迹”。第178页注1，指出通往龙王庙村的古道遗迹“现仍存”。第349页注2，对“惠仁桥”位置加以说明，指出“今桥面已毁，尚存三个石砌桥墩和拱门残迹”。如第133页注1，指出原书描述的是易渡桥，“今已不存”。第323页注2，指出大理下关“古关隘‘天生关’（已不存）和自然奇观‘天生桥’（今尚存）”，并无限惋惜地说“水花一景后因造水电站而消失”。第341页注2，对霁虹桥加以描绘，“桥体古老雄浑，桥头的绝壁、摩崖、门楼、税卡、寺阁等无不经典”，但“今已毁”。译者无比伤痛！

　　古老中国的精美风景，存则喜，毁则痛。这样的译注是有生命的，有温度的，有人文关怀的。

　　四、对原书作者的言论加以评说

　　对原书作者莫理循的殖民主义言论，译者毫也给予客观地指出。如第348页注1，指出莫理循把怒江称萨尔温江并把它作为中缅边界是一种“信口开河的殖民主义言论”。第375页注2，指出“作者将傣族居住地和‘缅甸’混为一谈，将傣家佛塔指为‘缅甸式’，其用意读者自知”，译者都不想再明说了。第387页注2，对英军官司拉登由缅入滇探路，原书认为是“友好磋商”，译者指出史料证明属“国外讹传”，实质有殖民阴谋。第396页注1，再次指出作者身处中国，却认为“天子仁泽广被，特许阳光照耀他的国界之外的任何国度”为殖民主义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