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如何从“家乡”走向“远方”
2016年07月23日 17:28 光明网-《光明日报》 鲁博林
在此方面，一个吊诡的现象是，几乎所有诗人都无一例外地，将“个性”与“共性”这对貌似对立的概念放到了天平的同一端。这源于背后一个被忽略的事实——即诗歌永远是“自我”表达，而“自我”正是全人类沟通的“通用货币”。
毫无疑问，“民族性”的本质就是自我书写，这也是诗歌的本质。所谓“世界性”，不过是从“小我”扩大为“大我”——无论如何，依然是“我”。相对于全盘否定的“无我”和空谈概念的“超我”，诗歌的感染力唯有建立在“有我”之上，才能表现人的真实情感和内心经验，进而触动整个世界。
“我是诗人，我是中国人，我是人。我为自己而写，也为人类而写。”在谈及“小我”与“大我”关系之时，树才以一种诗意化的形式表达了他的感受。这段简短的宣言未曾言明的一点是——中国诗歌要想走出去，唯有把外界的“他们”，看作是一个共同体的“我们”，才能真正与世界融为一体，发出具有“世界性”的声音。
人是最终的标尺
为“我”书写也好，为“我们”书写也好，诗歌创作都不是口号和理念，而是人本身。对此，本届诗歌周的组委会副主任、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有他独到的理解。
“相比于概念，我更关心的是人。”阿来认为，民族性不是刻意为之，只要忠实地写人的生活，表现出他们的言谈举止、行为方式、心理感受，自然就会有民族性，因为没有一个人不是生活在文化的浸润中。小说是这样，诗歌也同样如此。
在丹麦诗人尼尔斯·弗兰克看来，诗歌的目的在于人与人心灵的沟通与对话，其基础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情感。他以一首被翻译过的中国明清时期的无名诗为例：
“我心非心，我心已死，可要抛弃一个孩子，如何忍心！
噢！扬子江的水啊！请慢点，再慢点！不要冲击那些岩石”
这首诗讲述的，是一位母亲因无力保护女婴，而不得不弃之入河的悲恸。“显然，这些情感人人都有，不仅亚洲女人有，全天下女人都有。”尼尔斯说，“诗歌是人类感情的共同语言，这也解释了为何世界各地的诗人比普通人更能理解彼此。”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人”成为诗歌的最终标尺，也是从民族性到世界性的最终标尺。
人作为标尺的意义不仅在于创作，也在于阅读和接受。作为“非非”诗派创始人之一的诗人尚仲敏说，即使再优秀的诗人，他的诗也不能写出来只给自己一个人看，他需要读者和知音，而且越多越好。“那些没有读者的诗，注定是‘坏诗’。所以，好诗人和好诗的最起码的标准就是：让人看懂。”
这对于所有即将从故乡出发、向着“诗和远方”前行的诗人而言，也许是一个最简单却又最深刻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