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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别离》

作家出版社2014年7月出版

作者：鲁引弓

书名题写：韩寒

【长篇小说《小别离》在2014年第2期《江南》杂志发表后，因其所直面的中国教育现状而引起媒体关注，钱江晚报3月16日以3个整版篇幅、3个系列主题“小别离：被留学潮映照的纠结现实”、“小说里的别离，看过来都是教育的焦虑”、“现实里的留学潮”聚焦该长篇小说中的人物命运、生活选择和他们背后深刻的社会主题。

鲁引弓，男，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文艺学硕士，资深媒体人，曾任钱江晚报副总编辑，红旗出版社总编辑，现为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数字采编中心总编辑。在新闻工作之余，近年开始文学创作，在《北京文学》、《江南》、《收获》等杂志发表《爱情套餐》、《少年捉奸队》、《我与上一代人的战斗》、《姐是大叔》、《小别离》等作品，取材视角独特，被影视界看好。】

鲁引弓：像木刻一样写作

访谈人：

袁敏：《江南》文学杂志主编，著名出版人，发掘了韩寒等著名作家

鲁引弓：媒体人，作家

鲁引弓，本是资深媒体人，从去年开始忽然一头扎进书房，洋洋洒洒折腾出了几个长短不一的小说。看似“玩票”，发表后，却引发了一系列让他目瞪口呆的事件，半个月内至少有6家影视公司找上门，甚至有的公司制作人仅仅看了某个作品前面的三个章节，就拍板要签约。

一位刊登过他作品的杂志编辑说，“很多人觉得纯文学没人读了，实际上，但凡触及社会话题、接地气的题材作品，仍然被影视圈牢牢关注。比如鲁引弓写的《小别离》除了谈留学教育，还紧扣中国的环保问题、食品安全等等现实。这是最贴近老百姓的，也是它跟很多自娱自乐的文学作品最大的区别。”

而他最近完成的《笨男孩》、《放学路上》、《我的纸牌屋》，更直击大家普遍关心的社会成长、安全、职场规则等话题，势必引起更大的关注。

问：算了一下，近一年你写了4、5个作品，其中好几个还是长篇，怎么做到的？

答：快的时候我一天写1万5千字。这种快是不由自主的。

问：许多人年轻时都有过文学梦，但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消退了。

答：我也很奇怪，我一直在媒体工作，做了20多年了，一直在观察，在吸收，可以说始终处在一个缓慢生长的过程中。可能有的人一下子就激发出来了，而像我这样的，偏到了这个年纪，才觉得要表达了，而且，这种愿望来得很强烈。人家都收山了，我反而要出山。

问：为什么呢？

答：我想最主要的是感受到了一种生命空间上的压力，仿佛周围在被慢慢地填充起来，逼得我非这样做不可。

问：我想你是一个对社会变化很敏感的人。

答：其实我特别反感把作家想象成一个宅男。当然，应该有这样的作家吧，就是坐在家里想啊想，可能也写得够好的，但这样的作品很难打动我。尽管我的文字也未必能打动每个人，但至少，我觉得作家试图去应付的，应该是更大的一个局。如果没有这个大局，只是挖掘内心，也挖不了多深。

问：这和你作为一个成功的媒体人的身份有关吧？我们知道，你做过很多影响了所在省份的报道，比如《和外乡人一起跳舞》、《思想是怎样松绑的》，等等。

答：在媒体工作，你天然地就和现实走得很近，天然地具备敏锐、善于观察和发现这样的优势。这也是在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中训练出来的。每天都要在无数的信息中捕捉那些大家关心的，可能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事件，否则读者就不会买你的报纸。这其中的传播和接受的关系，我想新闻与文学之间是相通的。

前段时间我写了一个给孩子和家长看的小说《放学路上》。城市越来越大，我们的放学路越来越长。这本来是一条孩子成长的路，但我们的家长常常会担心这条路。为什么？这里的原因就和我们所处的社会背景纠缠在一起。我用有点幻想的笔法写了一个孩子独自回家路上的各种遭遇，算是西天取经这个原始母题的当代现实版吧。

《笨男孩》也是，笨男孩和聪明姐的关系，隐含着的是许多人和这个时代的关系。那个男孩一直在追那个女孩，那个女孩总是跑在他前头，他怎么追都慢了一拍。里面写到了股票风波、下海潮、官商等等，最近二十年的种种变化，我们不也常常在这样的变化面前惊慌失措吗？

问：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你的注意力集中在于抓各种社会热点和现象？

答：我觉得不完全是。如果一定要说抓什么的话，我更愿意表述为抓纠结。这种纠结肯定会和当下社会的热点牵连在一起的。这种纠结是普通小人物的纠结，我写的都是普通的人，我们不得不置身在这个社会的普遍法则中，无从逃避。

这里我有一点体会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你要特别真诚，要有挑战底线的勇气。这才有冲突，才能把矛盾激发出来，才有好看的小说。《笨男孩》的女主角，你可能会觉得违背了许多常情，许多伦理标准，但这就是现实。在生活中真实发生的甚至超过我写出来的。

问：你一定是被那些事情直接打动了，才会去写？

答：是的，如果没有一个具体的事情打动我，我不会动笔。写《放学路上》，因为我确实遇到了那些匆忙行走在路上的学生们，包括我的女儿。也正因为这样，我写得很快，如果一个月还写不完就不写了。我不知道这算缺点还是优点。反正我感觉到不尽快写出来，自己的状态也会涣散，激情就过去了，就不想写了。结果就是，作品会比较粗线条，但人物的情绪比较强烈。

我自己觉得这有点像木刻，黑白分明，但不是那么精雕细刻。有趣的是，影视公司会觉得我的文字节奏轻快，比较时尚。他们的编辑非常看得下去，愿意将这样的东西呈现在银幕上或者荧屏上。对我来说，这完全不是刻意为之的。这里有个悖论，这几个作品传达的情绪其实都是挺沉重的。

问：我读《笨男孩》，就有种什么东西在砸下来的感觉。

答：写得最多的那几天，在键盘上敲字的时候，我都有点发抖。每天写1万多字。劈头盖脑地把故事往前推进，现在让我回头去写肯定写不出来了。

这里涉及的其实不是两个人之间的情感，而是这个时代的价值观冲突。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活？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有一套活法。这样一来，冲突必然难以避免。

问：在你的作品中，我们常常能读到不少论断式的句子。

答：是的，会有不少。这可能也和我以前写时评，包括采访新闻，常常需要快速判断有关。遏制不住的有各种的思考会涌出来，而且我原来学的是文艺理论。我曾经为此犹豫，但我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啊、契诃夫啊，其实他们常常有大段的议论，哈哈，所以我的心理障碍一下子克服了。

甚至有的朋友读了我的那些作品，留下强烈印象的反而是其中的议论。我想，我们的作品不可能是完美的，都只能在局部上有所发展。议论说不定就是我的一个强项，思想啦、敏感啦、直觉啦，这些也是文学的一部分。

既然是我的特点我就得认。我要做的事情是把这些东西变得不生硬，有光彩。哪怕以后那些故事、人物都被人忘记了，但其中有几句妙语被人记住了，不也挺好吗？

问：据我所知，《小别离》、《姐是大叔》等作品，现在是由曾经制作过《蜗居》、《悬崖》的团队等在做，之前多家影视公司还争夺得很厉害。原来写作的时候，考虑到影视改编的元素吗？

答：还真没多想，但可能将来会想得多一点，哈哈。我其实也没写几个作品，几乎每个都被延续产品的行业给盯上了，不管是电视、电影，或者漫画什么的。十多年前，我的第一个作品《我和上一代人的战争》开始，就这样了。像海润、橙天娱乐，当时都是行业里的翘楚。也就是说，这些作品还有继续开掘的可能性。

我想，这主要是产业链不同的缘故。影视的这个产业链明显比文学出版要大。电视剧的版权，一上来价码都是超过六位数的，都快赶上我稿费的百倍了。12万字发表在杂志上，稿费也才一万多元，一个字最多一毛钱。还有家南方的影视公司提出如果作者本人改编的话，至少付给剧本费每集10万元。

影视肯定不是衡量文学的标准，但这或许是作品是否接地气的一种标准。

问：能否总结一下此时此刻你对文学的基本理解，或者说你的作品最大特点呢？

答：有悲悯心。我刚刚完成了一个长篇《我的纸牌屋》，说的是职场的故事，但重点不在于那种潜规则啊，你一招我一招啊，机巧不是重点，重点是悲悯。上班现在成为中国人的一个难题，很多人觉得不爽。我们能不能以“开心”作为坐标，可不可以？里面讲了三五个职场的中年人和年轻人，都有这种困惑，有些是扎根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的，比如，为什么做人比做事更重要。我都尽我所能进行了狠狠的思考，我们要想办法解决它，否则我们会纠结，我们的下一代还会继续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