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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几年前，我去采访一位中国搏击选手。他的经历十分丰富：在河南当过特警，在云南缉过毒，在体校接受集中训练，转型为运动员，去打只有几个地方台会转播的初级比赛，两年后收到香港、新加坡等地有点知名度的海外赛事的邀请函。他相貌平平，但眼神很机警，蜂腰猿臂，看起来内功深不可测。我想问他一些关于特警队的事，他说，在河南的日子里，最大的痛苦是睡了一半总会被紧急集合的号子给叫醒，满屋子的人，手脚飞快地套好基本的行头，跑到黑漆漆的广场上站队。

“这很有意思，然后呢？”

“然后我就退伍了。”

好像钉子突然松脱，一兜子东西掉到了地上似的，他的思路让我摸不着头脑。两年特警生涯，用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想想都应该是一段人生的亮点，怎么说退伍就退伍了？我只好接着问，在做特警的过程中，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没有，抓过人没有，放过枪没有，带过狗没有。他对每个问题的回答都不超过三句话。通常来说，访谈进入到这种敲乌龟壳的阶段，前景就很悲观了。

那是我和我的团队做过的一系列搏击手访谈之一，说来惭愧，就连文章的结构都大同小异。这些二三十岁的年轻男子，放给一般读者看是没有多大区别的：他们都有过不太理想的童年，都有过梦想和迷茫，都有过较多的失败和不太多的成功时刻。我们那时常常感叹，这个圈子的人太木讷，经历太单调，即使是有故事、有想法的人，也不太善于记忆和表达。

我们降低了期望值，缩短了篇幅，加入了更多编译英文文稿的内容，西方世界的搏击手(他们主要在美国打比赛)里不乏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之徒，看上去粗鲁笨拙，回答简短乏味。不过，透过文字的层理，还是能多少看清他们的个性。有一位名声响亮的莽汉，加拿大人，表情木讷，除了到森林里猎鹿之外无甚业余爱好。读完关于他的文章，你的眼前会出现这个人手举猎枪，眯缝着一只覆满浅黄睫毛的眼睛，瞄着远处晃动的鹿角，雪花在他的鼻翼随着呼出的粗气打转的画面。繁荣的搏击市场催生了一批明星和更多潜在的明星，大概每个人，不管他是何种性格个性，都不会拒绝一篇这样栩栩如生的报道。

这两天，一边读彼得•海斯勒(中文名“何伟”)的《奇石》，一边看《巴黎评论》上的一篇约翰•麦克菲的访谈，谈的是非虚构写作的艺术。何伟的非虚构作品“中国三部曲”为他赢得了很多荣誉。他在书中写到了无数中国人，农民、打工者、画家、学生、警察、旅馆老板、租车公司老板、出租车司机、学者、作家，也有体育运动员和官员，其中的个别人，不仅故事多多，甚至可以支撑起一整篇纪实。

《奇石》里的一则《新城姑娘》，写的是一位英文名“艾米莉”的四川女孩，毕业之后南下深圳打工，何伟同她保持了多年密切的联系：“她的故事从南方一点点飘来。每两到三个星期，艾米莉会给我打一次电话或写一封信，在我的头脑里一点点勾勒出这座城市。”身为异国来客，非虚构作家，何伟显得太幸福了。

 

约翰•麦克菲是何伟不时提及的名字，带着敬意，有时杂着调侃。他是何伟的老师，也是一位被非虚构写作界奉为宗师的老作家，定居普林斯顿，《巴黎评论》的访谈就是何伟做的，篇幅很长，译成中文足可出一个三四十页的单行本。访谈中细节纷呈，视角时大时小，经常一句话便让你如临其境，比如，麦克菲说他写了一篇小说，充当英文系毕业论文，老师们为此讨论了很久，一位教授在图书馆拦住他，跟他说，你可以这么写，我希望你赚大钱，但我永远不会给你学位，说完，“他便沿着走廊走掉了。”

一个写作行家访另一个写作行家，效果当然不一样。然而，这篇访谈是何伟同麦克菲相处数日的成果，也就是说，这些对话别说是一字不差的原话，其形成的过程也绝不可能是二人你问我答、一气呵成的，而应该是持续多日的对话里撷取、组合而成的精华篇章。于是我想到，套用海明威的著名理论，何伟所写的那些精彩的故事不过是冰山一角，我们看到的只是露出水面的部分，没能看见水下巨大的山体：那是积累了数千小时的走访、相处、思考、观察。何伟做的事其实与一位一线的刑事警察有些相似，他需要蹲点很多天，才能守来自己想要的东西：一个人，一句话，一个表示“我们可以交流”的表情。

中国人很难打开心扉——即使写了这么多部广受认可的中国纪实，曾在《纽约客》里稳据一席之地，何伟还是作此感叹。《奇石》不同于“三部曲”，它是一组“故事”的结集，由于篇幅较短，它们包含了更多作者本人的行踪，以证实材料的真实性，增加现场感，此外，还有更多快照式的描写。因此，读者能看到那些日常最熟悉的中国人——各种“路人甲”，他们与作者擦肩而过，搭茬或被搭茬，提出一两个问题或回答一两个问题，眼神一半是好奇，一半是懒散，动作拘谨戒备。像艾米莉这样的人物，是何伟在涪陵教书期间认识的“精英”，他通过布置日记、组织讨论、排演节目等方式叩响班里每一个学生的心门，他和学生之间有着足够长时间的相处，就像他同麦克菲那样。

 

《新城姑娘》一文中录入了艾米莉的一段自我剖析(作为一篇作业)：“我好像有很长时间没感受到快乐了。我有时候将自己的灰心丧气怪罪于环境……”何伟发现，“她那一年写下的每一个字都说明，她跟其他人大不一样。”毋庸讳言，艾米莉让他如获至宝，他在普遍缺乏自我意识的中国人中发现了一个异类，并与她交往下去。为此，我们甚至不敢说，艾米莉这位“新城姑娘”能代表一个人群。这个姑娘的经历并不特殊，但她随时观察和反思的习惯，与置身的环境平等对话的欲望之迫切，却是很少见的。何伟和她彼此都视对方为一个出口，信息的交换让双方都得到了所要的东西：一边是故事，另一边是倾听。

何伟所采集到的“故事”，也许95%以上都是那位前特警队员那样的。路人甲们记不住细节，特别是中国人，真的不善于像西方人那样，去捕捉、玩味、描述细节。就连我自己，身为写作者，要想用五分钟十分钟时间，惟妙惟肖地复述一个听来的或看来的、有头有尾有情节的故事，都有不小的难度。在口耳相传之中，我们不断略掉大多原本就寡淡的细节；我们平时所听到的“故事”基本上是这样的：我有一个朋友刚结婚三个月就离了，房子全给了女方，自己去找初恋女友——句号。我一到广州脸上就发疹子，回到北京才好——句号。我姑姑刚从青岛回来，她说那里的海滩很不错——句号。《奇石》的作者从芸芸众生中挖出了如此丰富的个人叙事，但挖掘的过程诚如大海捞针。

这几年我一直在做不依附体制的独立记者，但越干越怀疑“专访”的价值。一个人凭什么接受你的专访，如果他接受了，你又凭什么相信他所说的话？一个搏击选手为什么要记住那些细节，仅仅为了给你的写作积累充分的材料？你又凭什么抱怨他们不善于表达？

麦克菲说，他对在某一方面有专长的人最感兴趣，“因为他们会带着我进入一个领域，教我怎么做，然后我可以告诉其他人他在做什么。理想的状态是观察某人做他的事，他们那么投入，根本不会在乎你。”但是，擅长绘声绘色地表达，并不是一位“行家”才能的一部分。沉浸于所热爱的工作中的人，或能满足作为采访者的作家的好奇心，但也意味着很可能，作家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亲自去弄明白与人物和工作相关的一切细节。结合我自己的经历，我凭什么要求一位前特警思路清晰地说出关于自己的一切，假如我没能亲眼看见部队在夜间集合，或至少瞅一眼他们的营房，他们的床架、被子、军鞋、水壶，呼吸一口营地的风？

媒体人的悲哀(媒体人有太多悲哀)在于总是缺少充足的时间去跟完一件事，去深入思考，开发所有潜在的“点”。我们不得不承认，“非虚构”是一个记者够不到的华丽相框。非虚构作家有时也是记者，在《奇石》中关于北京奥运会的文章里，也可以看到何伟同一群记者围住一个官员的画面；但除此之外，何伟还拥有普通记者没有的东西：自由。他的故事是一点点飘来的；时间总是站在他的一边，任他挥霍；芸芸众人听凭他邂逅、挑选、接近：有故事的和没故事的，镜头内的和镜头外的，热闹的和寂静的，说话的和沉默的，活着的和死去的。

在《主队》一文中，何伟来到奥运会古典式摔跤赛的现场，一边观看台上中国选手，一边观察台下人对台上赛况的反应：在一群激动的昌平小学生背后，摔跤手的父亲，一个我们闭上眼就可以想象出模样的老农民，始终“跷着二郎腿”，“视线集中在远处的垫子上，一句话也不说，但我听见了他的呼吸声——平稳、平稳、平稳”，在对抗进入高潮时刻频频深呼吸。

不会有人记住这些，就连当事人也是，他能记住内心的紧张，却记不住自己的呼吸；也没有一个事后的专访能问出这些。而何伟，在喧闹的场馆内安安静静坐着的美国人，他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