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方式

1

永和发来她刊登在《收获》长篇增刊上的长篇小说《1979年记事》，吩咐说要我看了之后写点文字，因为我之前也给朋友们的书写过一些评论文字，她很期待我的评论，我不知高低深浅地，先是和她瞎聊一气，称她是女王小波，又天马行空地跳到说刘索拉写文革的寓言小说《女贞汤》，见永和兴致也高，又瞎扯八道地说叶兆言的《驰向黑夜的女人》里的姐妹花和王小妮写文革的小说《1966年》。

我那股小聪明劲儿一上来，什么我都敢瞎谈乱谈，曾和建筑学专家聊建筑，也能把人家聊得以为我真懂，我以文学的修辞聊建筑，当然能让建筑学家听得觉得新鲜了，要不是后来要回到现实，跟永和说我要烧饭了，我还将扯扯陈冲导演的禁片《天浴》，以及老鬼的《血色黄昏》，以上这般的半自恋半得瑟，只是为了衬托出我读完永和长篇《1979年记事》后的感觉：我真是悔不当初啊。跟海一样深不可测的永和姐耍小聪明，这不是自己找死的节奏吗！

2

永和，大名陈永和，福州人，在日本和中国两栖。她曾跟我描述过她多么喜欢北海道，但是现在到了冬天，为了生活的方便，永和还是会选择回温暖的福州猫冬。她是土生土长的福州人，三坊七巷边长大的福州人，现在她写了个以福州为中心的地域背景的长篇，小说的时间背景是1979年，火红理想人见人爱的80年代还没有开始，文化大革命已经平息三年。

陈永和

这七十年代的最后几年，基本上是文革年代个人命运的延续，或者说清算。永和小说里的那几个人物：我、儒谨、梅娘、我的表姐芳、关根，清算着清算着，全成了非常态里的人物。或死亡或疯癫或疯魔，是他们必然的命运。

3

荒唐年代，让人不疯魔不成活。连永和的笔也彻底疯魔了。我猜测这是我最近在朋友圈看到永和的照片，发现她忽然满头白发的原因。一个人如何这么不要命地写，完全豁出去地写，写火葬场，写神经病院，写停尸房，写遍地的老鼠，写人像狗，写人像猪，写人格分裂与歇斯底里，写乱伦与性奴……

永和，一个女子，之前她甚至也不是专业作家，要蓄积起多少力量，将自己的身体，锻炼成一个可以把一个鬼魅世界的一切都坦白出来的身体？

4

之前，某年夏天，在杭州。永和和我、柳营几个有一番长谈。我们是博友，微博时代来临之前的博客上意气相投的朋友：永和、半夏、念青、阿若、彦子、柳营、我，基本上都是女人，爱好文字的女人。我们把谈思想当件事件做，不错过任何机会，在上海谈，在杭州谈，在福州谈。也许有人会说我们是一群神经病女人，幸好，我们各自都被收留了，有了温饱，才可以傻傻谈思想。

永和来杭州和我们谈思想，几年过去，我至今印象最深的，就是她的一个观点：一切的行为，甚至你拥有的你的一切的思想，都是因为你有一个什么样的身体。在长夜咖啡馆的漫谈中，永和总能自圆其说，我奇怪地看看，永和的身体也不见得有多强壮，欲望也不见得有多么的炽烈，凭什么永和认为甚至你的命运都是你的身体决定的？

现在，我看到了永和在小说中对这个“身体主义”论调的坚决贯彻，甚至我对她的过度强调，稍稍有点小意见：永和，你为了你的身体哲学，已经在向昆德拉看齐了吧。你从身体哲学出发，让两个阶级的对立也有了身体依据：工人阶级力气大，粗壮有力，能征服女人的身体。知识分子思想复杂，身体虚弱，只能征服女人的头脑。

所以，从小遭到继父性虐待的芳表姐，悲剧性地“身首异处”：她的身体已经只能适应野蛮暴力的继父，这工人阶级以“走后门”的性方式征服了芳表姐的身体，甚至她已经迷恋于他的性虐待。而芳的头脑中，爱的却是知识分子、有才华的作家儒谨。

她明白自己“身首异处”的悲剧，一生难以再获得幸福宁静，因而她痛恨母亲：正是因为文革中父亲冤死，母亲为了孩子的未来有个工人家庭的身份而嫁给了没文化的工人，却又内心高傲，宁愿被毒打也不愿意和工人阶级的丈夫睡觉，才让这欲望无法得到满足，又“绝了后”的工人拿她的女儿当成了复仇工具。

他强暴自己的继女，一边痛骂她一边占据她的肉体，又故意让她五次怀孕堕胎。母亲最后在气恨交加中病死才得以解脱，而至死，女儿芳也不曾原谅她。芳的恨是：母亲过于爱惜自己的身体，爱惜自己的身体甚于爱惜女儿的身体。否则母亲可以为了女儿不再被性虐待而向丈夫低头屈服，但是母亲做不到。

是母亲一个“大小姐”内心的骄傲，毁了自己和女儿的身体，还有命运。而工人阶级继父的仇恨也比海深：只要已成为她妻子的这个女人愿意和他睡觉，他可以为她做一切，但是她，就是这么骄傲。

同样的身体与灵魂的分裂状态，在小说另一主人公，在关根死亡事件中受刺激发疯的梅娘身上，也有不同程度的隐晦解读。读到这儿我有一些的疑虑：永和的“身体主义”是不是也是一种偏见？而她利用自己的小说，完成了一次向读者“身体主义”的传道，那么读者是否会买账呢？至少我，对此还是持审慎态度的。

5

如果说永和在芳和母亲、继父三者关系和命运的处理上是触目惊心，那么追究到几位主人公在文革时期的林场苦难，则是令人发指了。

永和写那个后来成为省内知名作家的儒谨的苦难和被毁灭，一是讲了爱上梅娘的聋哑孤儿关根对他的折磨：干任何事都是戴着写上罪名的木牌子以示侮辱，这还是小事，更大的苦难是孤独的儒谨在被关的小屋中，只能与乌泱乌泱的老鼠为伍，甚至只能和老鼠做朋友。

对此永和是这样表达的：儒谨只有把自己也变成老鼠，让自己的心成为老鼠一样的心，他才能麻木了，才能活下去。一个只能把自己变成了“老鼠”的知识分子，他还会有正常的人生，正常地爱人吗？

永和还不肯放过可怜的，受尽了非人待遇，让人觉得医治他三生都仍然伤痕累累的儒谨，她安排“我”，一个火葬场工人，也是芳的表弟来到儒谨呆过的林场小屋，看到了从前属于儒谨的一本书上，在空白的地方写满了“老鼠”字样，以及画的老鼠，共有几千个。

够了永和，请你高抬贵手吧。关于老鼠与极权社会为背景的描写，我只在乔治·奥威尔《1984》中看到过像你这样入木的，极端恐怖的：“老大哥”的手下们，终于以放出一大群丑恶的老鼠，征服了一对异己者——之前对“老大哥”统治表示不满的知识分子恋人。那个细节，曾让我非常难过，甚至恶心，而永和的几千只老鼠，表达的却是一个文革中受到非人待遇的知识分子最深层的绝望。

2015《收获》

长篇专号

6

读《1979年记事》，我认定了永和有一个雌雄同体的身体和脑袋。世界上有两种作家，男作家和女作家，男作家未必喜欢女作家写的东西，女作家也未必喜欢男作家写的东西。伍尔芙认为自己是雌雄同体的，所以她写得出《到灯塔去》这样的意识流杰作，我以为毕飞宇也是雌雄同体的，所以他笔下的女人是女人眼中也真实的女人，但很多作家，比如男人写女人完全是意淫式的不着调，女人写男人也是隔靴搔痒的多。

但永和的身体了得：小说中第一人称的“我”，后来留学去日本的“我”是男青年，而且是火葬场员工。从“我”的视角望出去，火葬场和停尸房成了叙事的主要地点。如果说《入殓师》是温情脉脉的，那么永和关于火葬场的相关叙述却是若无其事的。

若无其事中，又显出怪诞，喜感的一面，永和就这样像个会怪笑几声的女巫，穿越了生与死的界限，让死亡这件严肃又令人有些害怕的事，也以一种与荒诞年代完全吻合的怪模怪样，回到了世俗。这就真的有几分女王小波式的戏谑味道了。否则，怕是永和也担心这样的小说过于沉重了吧。

7

在文革背景下，永和开始挖人身上的动物性。因为从身体主义出发，人和动物在永和眼里，也是可以越界的了。人有时变成动物性，动物有时变成人性。永和借人物的话说，芳的妈妈和继父，就像牛和鸡，本来根本不会碰到，不会交集，但是一场文革，让他们的命运纠缠。有什么办法呢，就是这样。

仙女一般美丽的梅娘，和爱慕她的聋哑人关根也一样，本不会有什么交集，但是美丽的梅娘被乡党委书记强奸，生下孩子的孩子被关根送了人。

爱着梅娘的关根终于向他效忠的干爹开枪，使自己走上了绝路。又因为关根与梅娘精神上，身份上的不平等，一方面，被关根看管的儒谨更加受难，一方面，关根自愿装成狗，学狗的样子成为落难的梅娘身边独特的“忠犬”一般的存在，关根从人降为狗，就像“降维攻击”，使善良的梅娘不得不正视他的存在。

关根做得好“狗”，却做不好“人”，所以他不了了之地死了。他的死，给梅娘、儒谨几个已经极为坎坷的知识青年的命运雪上加霜，使他们还要背负沉重的良心枷锁。

永和写了关根身上的“狗性”、儒谨身上的“鼠性”、芳表姐身上的“猪”性，分别指向身份、政治、性对人的三重异化，这时候的陈永和，我以为是文学大师们附了身。她已经写得没有任何界限，没有任何禁忌，性与死，全不在话下，她真的有一颗强大的心啊。

8

我发现我也一直在说身体。最后再说一下身体，我发现生于永和的那个时代的人，和我们这些文革后生人，是有质的区别的。我们缺的正是那么强大的，有容量的内心和身体，像永和，平静如海面，激越如火山。

大约是1976年，我幼年有一十分模糊的印象，大约是1976年，我亲眼见过革委会这样的地方，一个被五花大绑的男人被抽皮鞭，嚎叫着，我相信这个记忆是真实的，而非从影视剧中移植而来的。

我想我是庆幸的，没有在这样一部小说面前狼狈逃跑，读这样一部小说，你就当炼一炼自己灵魂的承受能力吧。我是分三次读完整部小说的，因为我的身体太过脆弱，吃不消一次读完这么令人发指的文革故事。

9

我也怕得罪人，就不说陈永和的这部小说，其实已经大大超越了之前写过文革题材的哪几位大咖作家们了。永和提供的内容，故事，已经让我这读者忘了小说的技术性层面，觉得那些东西简直是浅的范畴的东西。

10

永和的灵性在于看上去的朴拙。看上去淡淡的永和，其实浓到了极致。她是一座到了知天命之年才开始爆发的火山，永和的身体内里拥有岩浆的质地，如果你怕烫，就只好与她保持一点距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