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天下 : 十户人家七十年》序言
2019年04月23日 16:38 红旗出版社
序 二
赤子情怀 “四力”典范
唐中祥
和徐老“相识”,已有几十年。
过去,我是他的读者——他用镜头不断跟踪记录最普通人家的生活,既是中国新闻界的传奇,更是浙江日报的一面旗帜。其时,我跟很多人一样,虽未见其人,但闻其名久矣。
来到浙江日报工作后,我多次在报社大院里遇见他。每次,他都像老朋友一样,和我聊聊那些因为摄影结缘的朋友的近况,分享几张他新拍的照片。望着这位已退休二十多年的新闻界前辈,依然不知疲倦地奔走在路上,崇敬之情油然而生。而我,也只能一再叮嘱他要注意身体。因为我知道,我劝不停他的脚步,说服不了他那颗“新闻老兵”的心。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的大庆之年。前段时间,红旗出版社的同事说,想为徐老出一本影集,我很为他高兴,更期待着早日见到这本独一无二的心血之作、时代之作。如今,当这本沉甸甸的书稿放在面前,当七十年的历史通过画面的定格铺展在眼前,我比自己预想的更加心潮澎湃、感慨万千。我相信,当每一位读者翻开这本影集时,也会和我一样被感动、被震撼、被激励,为祖国的沧桑巨变、为人民的生活变迁,更为一名记者的赤子情怀和历经风雨而不改的初心!
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记者之于国家、社会和时代的意义。都说记者是历史最忠实的记录者和守望者,徐老和这本书,就是最好的实证。“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努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宣传思想工作队伍。”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战线提出的殷切希望,也为广大新闻工作者提高本领能力指明了努力方向。
从业七十载,徐老一直奔波在基层,始终奋斗在一线,他有着永不疲倦的脚力;把采访对象当朋友,把群众当亲人,从平凡人家里看到伟大祖国进步的希望,从日常生活中看到时代车轮前进的轨迹,他有着敏锐的眼力;永远在思考,永远在问为什么,他有着用之不竭的脑力;自嘲“文化程度不高”,却数十载笔耕不辍,他有朴实而坚毅的笔力。这本书里,十户普通人家的家庭史,同样也是他的奋斗史。作为一名新闻人,徐老在这一张张照片里,用七十年的光阴生动地为“四力”作了最好的诠释,这是他给我们的最为宝贵的财富。
对新时代的新闻工作者,特别是年轻记者来说,应该怎么做才能成为徐老一样的好记者?我想,是不是可以概括成这五个“一”:
记者的脚下要有一股劲,走遍千山万水,走过千家万户,用心去丈量世界的广度和深度,才会读懂百姓的喜怒哀乐;记者的眼里要有一束光,带着探求世界的好奇心,带着与民众共振的同理心,一次次地众里寻他千百度,最后收获在灯火阑珊处;记者的心里要有一团火,情怀不改,理想不灭,给新闻带来温度,给社会带来热度;记者的胸中要有一片天,要有胸怀天下的眼界与格局,不负时代的使命与担当;记者的笔下要有一份情,没有对新闻事业的激情,没有对平凡生活的热情,没有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就不可能“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谨以此文,向徐老这样的老一辈新闻工作者致敬,向伟大的时代致敬!愿新闻路上,你我众人携手同行,无惧风雨,无愧重托,砥砺前行,共谱华章。
(本文作者为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
新书试读:
第一节 叶根土:翻身雇农
那是1950年的春天,我刚进浙江日报社工作,一天晚上,社长陈冰值夜班时,叫我到他办公室去。谈话结束后,陈冰交给我一台老式的折叠式照相机,要我到杭、嘉、湖农村去采访,并再三叮嘱:“这台照相机是从日本鬼子手里缴来的战利品,是谭(震林)政委赠予我工作上用的,你使用时千万要当心。”
我接过这个意义不凡的照相机,心情十分沉重。因为我文化水平很低,只读过三年书,怕完不成任务。此后老想着到何处去采访,心中一直打不定主意,突然想到嘉兴县七星桥火车站——那是1949年6月26日,我从上海到杭州参加革命的途中,遭到国民党飞机疯狂扫射、差点丧命的地方,不如再去看一看,现在那里怎么样了?
这是我当记者后的第一次采访。
那天早晨,我路过嘉兴县七星乡二村村口时,忽然听到一阵欢快的歌声——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民主政府爱人民呀,
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
这声音虽然稚嫩,但唱得非常真挚动听。我循声找去,原来是两个穿着破烂的孩子,正在晒场上蹦蹦跳跳地唱歌。他们无忧无虑地唱出了翻身得解放的喜悦心情,也使得我的心和他们一起歌唱。我看见他们穿的是用破布旧絮拼凑起来的衣服,腰间还扎着一根绳子,以防破布旧絮一块块掉下来。见此情景,我心里十分难过,他们的生活条件和我童年时很相似。因此,我迫切地想给他们拍一张照片,把旧社会给他们带来的深重苦难记录下来,让他们长大后能看到自己的童年生活和历史遗留下来的痕迹,也能使后人了解旧社会是怎样一副烂摊子。但当我打开照相机对准他们时,两个孩子紧张地哭了,调头就往家里跑。听到哭声,从屋里出来了一个中年农民,他满面笑容地问:“解放同志(当时农民对干部的称呼),做啥?”听了我的解释,他哈哈大笑:“哦,他们有福气,我活了三十八年还没有拍过照呢,自己究竟是什么模样也不知道。”于是,我干脆提议给他们拍一张“全家福”。拍摄中,我才知道这一家的男主人叫叶根土,是雇农。他的妻子叫高阿二,桂凤、兴富、兴友是他们的孩子。这是我当记者后、第一次下乡时拍到的第一张农民的“全家福”照片,所以我一直把它收藏在我的笔记本内,心里暗自打算,五年后再去采访他们,看看他们的生活是否改善了……
1954年的深秋,我去平湖县曹兑乡采访,只见一派丰收景象,这是浙江省解放以来连续第五个丰收年了。我想,叶根土一家的生活肯定起变化了。于是,我专程赶到七星乡二村叶家,但发现屋里空无一人。一位村民对我说:“这户人家已经搬走两年了,但去向不知道。”我不死心,坚持每年去找,三年中找了四次,得到的回音还是“不知道”“不晓得”……进退两难时,有人劝我说:“中国这么大,你到哪里去找一个流浪汉?这简直就是大海捞针,自找苦吃,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但我仍不死心。1957年,我第五次去七星乡。在晒场上碰到了一个老人,她对我说:“叶根土不是当地人,他是从小流浪讨饭走进我们村里的。起初帮人看牛、挑水、种田,当小工,后来到地主家做长工。新中国成立后连续四五年丰收,叶根土攒了点钱,生活也改善了,他们就搬回浙东老家去了。据说在黄岩县‘羊棚岭’。”
1959年,早稻丰收的季节,我带着叶根土的“全家福”照片到黄岩县采访,继续打听叶家的下落。在临海开往黄岩的公交车上,售票员陈素玲告诉我:“黄岩西门外有个叫凉棚岭的地方,‘羊’和‘凉’一字之差,会不会是那里。”
费尽周折,1959年7月,我终于在凉棚岭村找到了叶根土。叶家当年贫困穷苦的影子已经完全没有了。那天,根土到生产队修理农具去了,不在家,我就把那张“全家福”照片给他妻子高阿二看,问她:“认识吗?”
“认不出……这个好像是根土。”她一边想一边回答我。
我向她讲明来意之后,她立即叫小儿子兴友去叫根土回来。根土看了这张照片后,像遇见老朋友一样,跟我亲热地聊起家常,并回忆起了以往的生活:
“我十二岁的时候就死了父亲。次年,离开了亲娘,单独一人背着几双草鞋和干粮,走到宁波奉化,帮地主家种田、放牛,当长工。后来想想当长工总是不自由,还是学点手艺,将来可以弄口饭吃,所以又去学木工。(当学徒的)三年苦熬过了,眼看当木匠也没有什么出路,只好又去当长工。就这样,在外地流落了近三十年。共产党来了,才翻身过上了好日子。”
根土说:“在多年的流浪生活中,一家人受尽了苦。全家没有一件完整的衣服,而就是这些破烂不堪的衣服,白天穿在身上,晚上还得放在床上当棉被……唉,过去的心酸事,就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还是说说开心的事情吧!”
根土继续说道:“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嘉兴七星乡)分到了田地,还分到了房屋,并且在政府的帮助下回到了家乡——黄岩凉棚岭,和娘住在了一起。回到家乡后,我先后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生活一天天地好了起来。现在,我们全家生活得很好,每人有好几件新衣服……大女儿桂凤从今年起已经在公社劳动了,还领到了工分;大儿子已在小学里读五年级,是少先队员……”
正谈得兴奋的时候,根土的妻子叫我们吃饭了。于是,我就给这户幸福的人家拍了一张名副其实的全家福。
回到报社,我把一批农村新变化的照片和叶家的新全家福,配上文字交给领导。这组照片引起浙江日报总编辑于冠西的重视,他立即为这组报道拟了标题——“一户人家十年间”,并写了前言,还亲自作了一首长诗(见文后)。1959年9月23日,《一户人家十年间》在《浙江日报》发表,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好评。《浙江日报》读者来信组收到数以千计的表扬信,我个人也收到了八十多封群众来信,他们热情洋溢地说:《一户人家十年间》内容生动、感人,新旧社会对比鲜明、强烈,虽然照片反映的是贫苦雇农叶根土一家的变化,但实际却是中国数亿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获得大翻身的一个缩影……
1978年12月下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全文发表,亿万人民欢欣鼓舞。结婚前夕,兴友拿着公报去找冬青商议共建小家,笔者为他们拍下这张颇具意义的“同心照”。(摄于197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