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翔吧,浙商:王永昌博士演讲录》书摘
2017年03月09日 15:55 红旗出版社 著者 王永昌
第一,不断深化尊重浙商的共识。长期以来,浙江省委历任省委书记,从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张德江委员长到赵洪祝书记,再到现任的夏宝龙书记,都反复强调浙商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指出浙商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是浙江人民的伟大创造,是浙江历史文化的新传承,是浙江经济发展的主动力,是浙江最为宝贵的财富。浙江的改革开放和创新发展,归根到底是靠浙商这支“子弟兵”队伍。浙江省委、省政府始终强调要尊重浙商、了解浙商、爱护浙商、关心浙商、宣传浙商、发展浙商,要珍惜和打造好“浙商”这一金字招牌,不断形成创新创业的浓厚氛围。这也已成为全省上下的一种共识。浙江省委、省政府近六年来已经连续每隔两年召开一次世界浙商大会,集中表彰全球浙商中的杰出代表,浙江对浙商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大家知道,我们浙江是“七山二水一分田”,省域面积小,土地等发展资源短缺,是一个典型的资源小省。但这也培育出了我们浙江人勤劳吃苦、不甘贫穷的品质,浙江人骨子里就有“敢为天下先,勇争天下强”的创业精神,借着改革的东风和东部开放先行的优势,逐渐形成了一支全国人数最多、实力最强、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的投资者经营者群体——企业家队伍。据不完全统计,来自本省、省外、海外的浙商总数已达到1000万余人,占到浙江人口总数的20%之多。当然,其中虽有马云、任正非、宗庆后、鲁冠球等一大批著名企业家,但多数是名不见经传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业者。浙商不但数量多,而且组织化程度很高,商会组织架构、层级完善,这也是在其他商帮中所不多见的。随着浙商的蓬勃发展,浙江也随之成为全国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的省份之一。而今,浙商早已完成原始积累和初起创业阶段,正进入转型升级,尤其是通过创新实现转型发展的十字路口。在新一轮创新创业的浪潮下,浙江经济的转型升级,同样主要依靠浙商的发力来破题。浙商身上所蕴含的品质,也是浙江人精神和浙江地域文化的集中体现。浙商的崛起和发展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基因。“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从河姆渡文明算起,浙江的文化已经经历了7000多年的流转和积淀,背靠山岭,面向大海的地貌特征,养成了浙江人灵秀却宽广的性格特点;经商鼻祖范蠡,南宋永嘉的事功学派,为浙江人留下了崇尚功利、主张务实的经商传统;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涅槃重生,给浙江人的血液里注入了披荆斩棘、永不言弃的精神。可以说,浙江人自强、坚韧、务实的草根精神,是浙商成功的基础和必要条件。反之,浙商也是浙江文化的代表者、传承者和发扬者。这一点,在刚刚我们参观的博物馆里,已多少可以感受到一些。
第二,不断优化服务浙商的环境。习近平同志在主持浙江工作期间,曾反复强调,权力就是服务、就是责任。浙江省委、省政府不断强调要建设服务型政府,通过加强政府自身改革、改善制度供给,努力打造一个能更好地服务企业、服务基层的体制机制,当好服务浙商的“店小二”。首先,积极搭建浙商发展的平台。关于这一点,全省各地都在积极探索,大胆实践,通过各类改革创新,“减政府增企业、瘦政府壮企业、减审批增服务”。举措很多,我举几个典型的例子。例如,这几年,我们省以“四张清单一张网”为抓手来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打造审批事项最少、办事效率最高、投资环境最优的省份,不断激发市场活力,使政府的服务功能和企业的市场主体作用更好地结合起来。我记得我初到绍兴任市长不久,就到有关县市调研考察政府怎么建立一个“一体化”的办公窗口,简化行政审批手续,尽可能为企业为老百姓办事提供便捷、高效服务问题。所以,政府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几十年没停步,但现在仍有不少问题。再比如,“放水养鱼”,通过减轻税负、鼓励扶持政策等措施,宽松企业发展环境。去年以来,浙江出台了扶持小微企业、取消行政事业性收费等一系列切实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的政策,我们地方政府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大前提下,“想尽千方百计”,尽最大努力为企业减负。其他方面,如省里在着力打造特色小镇、众创空间等孵化器,建设产业集群,优化生产力配置,为新创、小微企业提供各式各样的优惠、便利政策。此外,为企业发展提供优化的公共软硬件平台、做好基础设施建设,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总之,政府在这方面一直在不断地做工作,力求为浙商打造最优化的生存发展环境,助力浙商发展。其次,积极构建健康、清廉、公开、透明的新型政商关系。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商关系是始终绕不开的重要话题。2015年以来,省里就一直强调机关干部当好服务企业、服务基层的“店小二”。从我几十年的从政经历来看,浙江各级政府总的来说是一直努力将服务浙商作为自己工作重心的,尽管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也有一些以权谋私的腐败分子,但总体上是尽可能为企业发展创造环境的。最近,中央提出了要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要求,实际上也是为我们建设服务型政府和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提出了新的要求。习总书记以“亲”“清”二字定调新型政商关系,我体会,是要告诉我们,政府与企业既要相互依存,又要职守各异,既要厘清边界、各司其职,又要并肩前行、鼎力协作。我们作为干部、官员,要严守法规纪律的底线,做到服务无止境,交往有红线,当好两袖清风的“店小二”。在具体措施上,我们省里专门建立了领导联系企业制度,各级领导都联系一些重点浙商企业、重点项目、省外浙江商会等,这充分体现了浙江省委、省政府对浙商的关心和重视。
第三,不断激励浙商做大做强。我曾写过一本书,书名叫《走在山坡上的中国》,前不久我也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题为《探索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方案》的署名文章,它们都表述着一个核心思想——时至今日,中国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已路入穷途,深化改革、转型创新势在必行。中国的发展就处在“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作为民营经济大省,浙江早已嗅到了危机,在助力浙商转型发展上出台了一系列重大的举措和办法,以马云为代表的浙商又一次站在了引领创新大潮的风口浪尖上。浙江省壮士断腕、大刀阔斧,具体工作上,我们做了一道加法,一道减法。加法就是拓宽浙商提升的通道,形成转型创新的格局。近年来,浙江省继续坚持以“八八战略”为总纲,积极倡导中央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实践新模式。在产业结构上,大力整治“低、小、散”,提出了打造信息、环保、健康、旅游、时尚、金融、高端装备制造、文化等八大万亿朝阳产业,加快形成以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其中,又以发展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经济为重中之重,以互联网增值服务、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业态已经渗透到了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在重大战略制定上,为突破陆域资源有限的瓶颈,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应运而生,舟山群岛新区获批国家级新区;义乌国际贸易综合试点使浙江在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上获得先行权,浙商国际化进程明显加快;温州、台州、丽水等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为金融改革创新和经济转型升级带来了新动向。在创新政策导向上,省里鼓励企业成为自主创新主体,做强科技城、产业集聚区等各类创新平台,强化人才支撑,培育新生代企业家、打造学习型浙商、制定千人万人计划等。减法是着力打好转型升级十大组合拳,倒逼浙商适应新常态。通过“三名四换”(“三名四换”即培育名企名品名家,实施腾笼换鸟、机器换人、电商换市、空间换地)、“五水共治”(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三改一拆”(旧住宅区、旧厂区、城中村改造和拆除违法建筑)、建设美丽浙江、美好生活(生态文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节能减排、淘汰落后产能等举措,倒逼浙商成为更主动适应新常态的企业主体。当然,这“一加一减”举措,是互为渗透、相互促进的。传承浙商精神,关键是要推动浙商不断地往前走,不断地创新发展,形成一个浙商不断提升发展、做大做强的良好格局。浙商不发展了,也就谈不上传承浙商精神了。